【学者笔谈】李学尧：法律与科学的关系：寻求一种开放的法学立场

传统法学的自我定位：作为一门人文学科 从传统来看，法学本属于人文学科。为什么法学属于人文学科？那是因为法律是一种文本，而法学是一种研究法律文本的学科。尽管和哲学、历史学、文学不同，法律所处理的文本具有特殊性，人们用法律来直接决定相当重要的社会、道德、经济与政治问题——比如，在美国，总统选举争执不下的时候，就可以由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做出法律判决来决定结果。但不管怎样，因为法律的核心在于权威的文本，所以传统法学家又常常把对法律的研究称作“法律教义学”。所谓的法律“教义学”，就是将法律文本当做神圣、权威的文本进行解释，解释其中的“意义”。 众所周知，德国著名的经典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突出地强调人文社会学科中“理解”（Verstehen）的重要性，将人作为意义的制造者和沟通者来看待。艺术家通过作品传达意义，艺术批评试图理解艺术作品的意义；文学家通过诗歌传达意义，文学评论者尝试着发掘其中的意义；历史学家通过蛛丝马迹追溯历史真相，还原历史人物的行动及其逻辑。而法律正是立法者通过权威文本来传达的意义载体，立法者希望这种意义载体能够影响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

【新世纪】郑戈：铄金时代

如果因为体制内道德沦丧的事情层出不穷，便认为可以无凭无据地指责其中任何一个人干下了令人不齿之事，这无异于进一步搅浑了是非标准，捣毁了公平尺度 邹恒甫近来成为微博上的话题人物，原因在于他先是不点名地指责北大“院长”奸淫梦桃源餐厅女服务员，后又盗用北大一学生的名义揭发北大学生会主席贿选。在后一个事件中，因为该学生自己发布声明否认是揭发信作者而导致邹恒甫删贴。前一个事件后，北大纪委监察室成立专门小组进行调查，对邹恒甫“爆料”一事进行调查。 8月30日，邹恒甫在自己的微博发布声明称：“我笼统地写北大院长系主任教授在梦桃源淫乱当然是太夸大了，我当然是指我了解到的少数院长副院长教授如此淫乱。我说话往往夸大，这是我的一贯风格。了解我的都晓得我的这一特点。我痛恨高校腐败者淫乱者，我要大大地为教育神圣呐喊发威。”这一说法仍然是想把自己置于道德高地，而将造谣诬陷轻描淡写为自己的“一贯风格”。如果造谣是错误的，这种“一贯风格”只是“一错再错”的委婉说法，而不能免除或减轻任何法律或道德责任。 这一事件促使我们思考：毫无根据的“爆料”为何能在网络上迅

【新世纪】刘思达：法院何以给律师立法

近日在业界流传的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解释稿》），其第249－251条关于法庭纪律的规定引起了律师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该《解释稿》规定，在庭审过程中，诉讼参与人及旁听人员不得将录音、录像、摄影器材、手机等电子设备带入法庭；不得未经许可以包括邮件、微博在内的各种方式报道庭审活动；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如果严重违反法庭秩序，法院可以禁止其在六个月以上一年以内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出庭参加诉讼。 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来规范法庭秩序，“我的地盘我做主”，看似无可厚非，但问题显而易见。这三个条款的规范对象明显指向从事刑事辩护工作的律师，一方面堵死了辩护律师在庭审期间进行音像记录和与外界联系的各种渠道，让方兴未艾的微博直播庭审不再可能；另一方面赋予了法院直接处罚“违纪”律师的权力——禁止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身份出庭参加诉讼，无疑是砸了以诉讼为业的律师的饭碗。 而最大的问题在于，管理、规范律师业的机构应该是司法部和律师协会，《律师法》第49条对于律师扰乱法庭秩序、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行为早有处罚规定，而最高法院的《解释稿》一旦

【南风窗】郑戈：法头着粪

“法律面前人人自危” 有法律而缺法治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严峻问题。自从高层宣布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之后，法网密布与法治昌明之间的距离便日益清楚了。在政府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法院依附于权力、权力的分立与制衡被严格禁止的大环境中，法律越多，当权者用来牟利和“整人”的工具就越多。在体制内部，查与不查，办与不办，基本成了权力角逐和利益谈判的砝码。在“一查一个准”的情况下，查谁不查谁成了某些领导的不受法律约束的专断权力。 在体制之外，一般公民也面临着选择性执法的威胁。一旦你冒犯了某位实权官员，他总能找到一个法律条文来收拾你。本应称为社会稳定、人心安宁、人身安全之保障的法律，却成了威胁公民自由与安全的利器，乃至“法律面前人人自危”，这不能不说是对写入《宪法》的“法治”一词的极大讽刺。 如何限制权力的专断行使？这才是法治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用权利来抵制权力、用程序来驯化权力、用论辩来说服权力以及用制衡来监督权力，这些都是法治国家在其长期的依法治国经验中总结提炼出的制度设计原则。法治绝不意味着凡事都有法条来套，它意味着规则约束下公正、合理而又公开透明的决策过程。当权者都有

【中国法学创新论坛】季卫东：实践理性与法律正当化机制

我这次担任点评人是受命于危急之中，是来救场的，因为徐显明校长有紧急公务不能出席。中国法学会是中国法学研究者之家，清华大学法学院是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的嫡亲兄弟，无论如何我肯定是要来救场的。 郑永流教授讲演的切入点很好。从实践哲学切入，可以扣紧中国传统思维与现代性的关系。一方面，确实抓住了当代法学非常前沿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把握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全国人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起来之后，下一个问题是这个法律如何实施，永流谈实践法律观，恰好抓住体系与实践这两个关键点，这正是目前中国法学理论界必须面对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切入点抓得非常好。下面我以永流的切入点为线索，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一些感想。 一、梳理研究法律秩序的问题状况，分析实践法律观的理论背景。在我们对现代法律规范进行考察和评价时，尤其是讨论法律秩序的正当性问题时，一般要注意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体系理性，二是实践理性。 首先要看到，法律是一套规则体系。所以在我们考虑法律的正当性时，往往会从体系理性的角度来看问题。比如凯尔森（Hans Kelsen）的纯粹法学，是从“根本规范”概念中寻找法律的正当性，具体的规则是从根本规

【新世纪】郑戈：尊重生命

很多事情人人都知道是错的，却往往因为无力改变而被迫“习惯”直至麻木。应以镇坪事件的反思为契机，推动中国生育政策、立法和相关实践的法治化、文明化、人性化 1953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人口控制的方法上，马寅初坚决反对人工流产，主张奖励和税收双管齐下。 但在“反右”和“大跃进”后，毛泽东的人口观逐渐鲜明起来，有计划地生产人口开始体现为鼓励多生，马寅初的观点受到批判和否弃。后来由于人口压力迅速凸显，中国于1971年开始局部推行计划生育，并于1973年在全国展开。但当时推行的主要是晚婚晚育、两胎间隔四年以上、只生两胎的“晚、稀、少”政策，而一胎化政策是迟至1980年之后才认真推行的。 计划生育政策于1982年被写进宪法第25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社会和经济发展计划相适应。”这一条文有如下意涵：一是国家有计划地控制人口，但不是非得实行一胎化；二是人口计划要根据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情况而调整，并非一成不变；三是这一条文作为宪法的一部分，其解释和适用不能与其他条文、尤其是公民权利条款相冲突。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