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季卫东：司法不独立，则法制无权威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总结过去十年成就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今后十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且特别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意味着人们所期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与经济更上层楼的举措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和思考，自2013年开始，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旋律势必进一步定调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主要体现为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市场竞争的公平以及社会自治等内容。推而论之，其结果就是走向法治时代，即通过平等而严格地适用游戏规则来形成各方都愿意接受和维护的正当秩序。 因此，可以说十八大报告的本质内容实际上以两种基本共识为轴心，即：增大人民的福祉，树立法制的权威。 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就可以理解这样的道理：要让法制有权威，必须首先在与公民直接相关的个案处理中保障法官的权威。对于一般人而言，法律表现为具体的判决。在这个意义上，法官就是法律的宣示者。而权威又是与独立人格和意志的感召力联系在一起的。法官如果不能独立，决定的权限是模糊不清的，审判的主体也是捉摸不定的，那就无法对判断后果追究责任，则其权威云云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司法独立原则可以被理解为法制权威论的题中应有之意。 司法独立原则的核心内容是，审判者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只服从

【最新成果】（英）西蒙·罗伯茨著，沈伟，张铮译：秩序与争议——法律人类学导论

丛 书 名：法社会学文库：研究前沿系列 作 者：（英）西蒙·罗伯茨　著，沈伟，张铮　译 出 版 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0-1 版 次：1 页 数：175 字 数：158000 印刷时间：2012-10-1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印 次：1 I S B N：9787313089434 包 装：平装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以“争议解决机制”为切面的法律人类学导论性质的著作，沿袭作者本人的一贯研究主张，即从当地人的文化脉络中去理解当地人的法律现象。单以视角论，这部作品就已把自己与其他同类主题的作品区分开来。 有关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发展至今，很多中国学者也已经开始关注并挖掘中国本土的法律人类学主题，并已经有了一些关于少数民族群落或社群法律和社会关系的研究成果。本书采用的“实证研究”和“田野调查”方法、争议解决的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为什么不是

【检察日报】季卫东：法学教育的真谛

编者按　今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将迎来建院10周年庆典。十年来，交大法学院以其特有的教育模式，走出了法学教育的独特之路。本报特约请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撰文介绍他们秉持的办学思想和学术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法律教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清末的1901年。那个早春，在内外压力之下，朝廷下诏变法。以培养新式官僚为目标的特班也几乎同时获准成立。实际上，按照中国现代大学之父、洋务派重臣盛宣怀在1896年提出的最初设想，是要把京师和上海两地设立的大学堂作为“国家陶冶人才之重地”，以“专课法律、「国际]公法、政治、通商之学”为办校基本方针的。因此，如果有人把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视为中国最早的法律教育机构之一，也未必无因。 尽管这段偏重法政商税科目的历史颇为短暂，但却极其辉煌。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作为特班的主任教授，曾在徐汇校园播下了科学、理性、兼容并包的种子。“钦字第壹号”法科文凭获得者王宠惠先生自北洋大学堂毕业后，立即被南洋公学聘任为教师并派遣到日本和美国留学，从此以律政才识享誉海内外。特班学生中的佼佼者黄炎培先生，就在延安的窑洞里，围绕王朝兴亡周期律的问题与革命领袖毛泽东进行了一次意味深长

【学者笔谈】季卫东：中国律师的重新定位[图]

[编者按]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中共十八大报告有一个新提法，强调处理改革、发展以及稳定之间关系方面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上下文的脉络中仔细咀嚼这八个字，可以发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路。 ■ 于无声处听惊雷。默然度过百年华诞的律师群体，在2013年将如何在历史的演进中找到适当的定位？这是岁序交替之际中国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问题。 ■ 通过信息公开、言论自由、社会自治、政治参与等一系列公民权利的宣示，中国正在逐步加强个人在实施法律中的作用，试图通过维权的具体行动和诉讼个案来推动规范的执行和完备。 ■ 借用洛德·埃尔登的一句名言，就是要在律师业中大力宣传和贯彻这样的守则――“律师为任何人服务，但决不向任何人出卖自己”。 1912年，中国第一个具

【财新网】郑戈：交通厅长为何“前腐后继”？

（财新记者 陈法善 改写）【背景】10月9日，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董永安因涉嫌受贿犯罪，在河南许昌市中级法院出庭受审。 作为河南省交通厅第四位落马的厅长，董永安案令人关注的不仅仅是高达数千万的涉案金额，还有交通厅长的“前腐后继”。 在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的位置上，董永安的前任曾锦城和后任石发亮也都因贪腐而被定罪、判刑。中间只隔了一位顺利升迁的安惠元。 这一系列腐败案使我们不得不追问：是什么原因使得四个人在同一位置接连跌倒？前车之鉴为何未能防止类似事件的反复发生？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郑戈表示，严重腐败在中国恰恰是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步发生，而腐败的重灾区也恰恰是以高速公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发展等领域。 他认为，当下中国的楼市、路市等，都是“利之所在”，但却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涉身取利的地方，政府权力的深度介入使得这里成为“官商逐之”的特殊场合。由于利益巨大，即使是严刑峻罚也无法阻止官员前腐后继。 郑戈表示，在房地产、公路基建领域，即使不能引入完全的市场竞争机制，也应引入公开透明的行政决策程序，使得想要拿地、拿建设项目的商人不能与官员私相授受、暗通款曲。 有人称，“中

【新世纪】郑戈：如何保障流浪儿童生存权

贵州毕节五少年殒命垃圾箱一事，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和讨论。有人借此抱怨社会的不平等，认为这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当代例证。也有人以此作为人情冷漠、社会对流浪儿童缺乏关爱的事例，呼吁救助类似“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的少年儿童。还有人谴责这些少年的家长没有尽到为人父母的抚育之责。更多的人批评当地政府疏于履行职责。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各自只看到问题的一方面。如果把这些片面观察推至极端，不利于改进相关制度设计并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首先，养育子女是父母的基本责任，这是人伦的基本要求，本不待法律加以规定。 常被引用的杜甫诗篇诗，还包括“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这样的句子。中国宪法第49条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其中家庭是首要的责任承担者。毕节事件中的五位儿童并非孤儿，家长显然负有主要的责任。 其次，这些家长为何未能尽责？除了个人主观上的原因，当然还有贫困、外出打工等社会经济原因。 当然，我们可以说，任何处在经济社会结构急剧转型阶段的国家，都会存在大批劳动者在自我谋生与养育后代之间左支右绌、难以兼顾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