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特教授主讲全球法律职业人的倍增

2011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应凯原法学院诉讼法及司法制度研究所和法社会学研究中心邀请，并受上海交通大学大师项目及凯原学术论坛基金资助，世界著名法社会学学者、美国法社会学大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Marc Galanter（马克•格兰特）教授访问了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格兰特教授担任美国《法与社会评论》主编、美国法与社会研究会主席、国际民间法与法律多元委员会主席等学术职务。其学术研究涉猎广泛，除法社会学外，对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合同法、侵权法及亚洲法也有很深造诣。 11月1日下午，马克•格兰特教授在法学院院401会议室发表了题为“全球法律职业人的倍增”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季卫东教授主持，王福华、彭诚信、沈伟、孙维萍、宾凯、赵秀举等老师出席，校内外博士、硕士研究生到场聆听。 格兰特教授首先以其惯有的研究范式，对几十年来美国及全球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数据变化进行了解读，对相关指标、量表和分类逻辑进行了精炼概述。指出全球各个国家法官的增长率与人口的增长率总体上维持了平衡关系，但律师的数量却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态势。他举例说明，德国1970年律师与法官人数之比为2.2：1，时至2005年这

【中国改革】季卫东：舆论审判的陷阱

权力裹胁司法导致舆论容易沸腾，权力绑架舆论导致司法难以独立；在社会正义与司法正义的激烈碰撞中，司法不断丧失权威，舆论逐步成为规范 一桩药家鑫案，一桩李昌奎案，再次把社会的关注点引向审判和舆论之间的吊诡关系。关键问题并不是两个罪犯该不该被判死刑，而是判决在围观、群呼的氛围里宣告了当下中国现象及其背后的意义、可能导致的制度变迁，这些才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了确保规范精密、审判公正，必须承认司法独立——不仅独立于政府的权力，而且还要独立于人世间的舆论。司法也因独立而产生信任和权威。但是，在传统中国，由于情、理、法并立的多元结构，作为情理的表现形态和评价尺度的舆论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干预司法过程。甚至还会出现“经义断狱”“以理杀人”的观念以及对“比法律更强有力的群众意见”的赞美。 历史上舆论曾经有不同的形状，包括作为诤争制度化的“朝议”、在野名流根据道统的“清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里描述的那种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乡校的“以论执政”“处士横议”、地方绅士的“公议”以及民间的“世论&

李建勇研究员应邀参加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世界规范和中国价值”国际研讨会

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州研究所和华东师大思勉学院联合发起的" WORLD NORM & CHINESE VALUE"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9月22日到26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加拿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高校的哲学、历史、法学和政治学领域的50多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法社会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建勇老师应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在会上作了“国际劳工标准与中国劳动合同法的衔接”的学术报告，报告中指出新劳动合同法在立法上取得了重大的进步，确保了劳动者的权益，在执法上劳动合同的签约率从2008年以来明显上升，地方政府和劳动合同中设置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得到明显的提高，企业滥用童工和拖欠工资的现象已经得到明显遏制，公司和企业的规章制度的制定从雇主一方的主导行为变为与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共同行为；对试用期和雇主的解雇员工与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给出了更多的限制条件；企业的社会责任比以往得到了更大的履行。当然在与国际劳工标准的完全衔接方面还有一些距离，特别是如何防止UNFAIR LABOUR PRACTICE 方面做

“都市化时代的法律职业与社会科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成功举行

2011年9月3日，由上海交通大学都市法研究中心、法社会学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法律与社会科学》编辑部合办的“都市法时代的法律职业与社会科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学术活动中心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台湾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等国内高校的三十余名四十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以砥砺学术、追求实质性学术研讨为宗旨，就“历史研究中的法律职业”、“法律职业的实证研究”、“司法改革与法律职业”和“媒体与政治中的法律职业”等四个专题召开了深入的讨论。

【中国周刊】刘思达：中国法律职业的“共生交换”

［内容简要］：实际上，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就是一个高度割据而且是层级森严的法律体系，决定律所在整个生态系统里位置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所谓的共生交换关系。 中国法律职业经过30年的发展，依然是一个五花八门的法律服务市场。律师业的市场地位非常不稳固，在法律服务市场里会受到很多其他职业的侵袭。比如，有一个职业群体叫“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俗称“法律工作者”或者“法工”，很多人都根本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企业法律顾问、专业代理、商标代理，还有黑律师、土律师——各种各样、有证没证的法律服务提供者。 为什么中国有多个法律职业？为什么多个法律职业工作范围重叠的情况这么严重？ 通过研究，我发现有两种机制可以解释这些问题：第一个机制叫定界，就是两个职业群体之间的边界是如何确定的。比如三国演义中魏蜀吴三个国家，他们之间的界限是怎么确定的，这叫定界。定界是社会结构分化的最基本过程，因为社会结构分化成不同主体，每个主体有不同的位置，这个分化过程需要定界。第二个机制叫交换，两个行为主体——不管是两个个人，还是两个组织，或是两个职业、两个国家——他们

【中国社会科学报】刘思达：齐美尔与社会几何学

社会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自从我近十年前进入这个不为众人所知的“冷门”学科开始，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至少被问到过上百次。说来惭愧，至今我都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社会学的各个领域看上去的确“幅员辽阔”，只要和人有关的东西几乎什么都可以研究：从城市到农村，从经济到文化，从政治到法律，从家庭到人口，从性别到心理……无所不包。然而，研究领域的广泛性也就决定了这个学科在方法上的多样性，有做统计分析的，也有做田野调查的，有研究历史文献的，也有拿活人做实验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将这个看似五花八门的学科凝聚在一起的呢？我认为，其实是经典社会理论中的所谓“现代性”问题，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变迁对人性所产生的挑战。无论是马克思笔下的“异化”、涂尔干笔下的“失范”还是韦伯笔下的“铁笼”，所试图回应的都是这个基本问题。即使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当代社会学除了人口学等个别领域之外，其它领域的主要理论视角都可以回溯到这几位经典社会理论家所开创的学术传统。 但在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家中，有一个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