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的社会视野
【内容提要】
As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亚洲法与社会杂志》（As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是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CISLS）及其前身法社会学研究中心（LSC）为凯原法学院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全英文学术期刊。
《亚洲法与社会杂志》发刊词
这是第一份在亚洲编辑、主要由亚洲学者撰稿、内容涉及亚洲秩序的英语法社会学杂志。它为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对话、相互理解以及规范协调提供了一个开放性论坛和自由的交流平台。它也为21世纪人类对未来的顶层设计和基层推动提供了一片广阔的选择空间。
这份杂志第一期的发行恰值法与社会学会（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成立五十周年之时，很富有纪念意义和象征性。这意味着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法与社会”运动波及亚洲各国，大有席卷全球之势，法社会学这门二十世纪的新兴学科创造了新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这也标志出有关研究的转折点，暗示法社会学的重心正在移动，亚洲将成为制度变迁的前沿地带和思想交锋最活跃的学术圈。
2012年4月，季卫东教授第一次到剑桥大学出版社提出合办As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亚洲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站在地中海之滨的腓尼基（Phoenicia）向太阳升起的地方眺望，后方是欧洲，前方就是亚洲。在地缘政治的景观里，亚洲也是一个统治框架的概念。它构成多种文明圈共存的世界秩序，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俄罗斯文明以及伊斯兰文明。但有时却存在大陆史观与海洋史观相对峙的二元格局，东海、南海、印度洋以及地中海的社会生态有意或无意地被与古代文明大地割裂开来，造成某种紧张关系。另外，亚洲还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从伏尔泰（Voltaire）的中国礼赞（chinoiserie），到黑格尔（Hegel）的亚洲停滞论，再到李光耀对亚洲价值的重新诠释以及上个世纪末对“裙带资本主义”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软实力的消长及其社会影响以及不同世界观的碰撞。
而在最近三十年间，更引人注目的是亚洲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整合。今天的亚洲不再处于赫尔德（J. G. Herder）和黑格尔所批判的那种停滞状态。恰恰相反，它处于空前活跃的运动状态。它的发展速度令人震惊。通过与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良性互动，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牵引之下，一个年轻的亚洲正在朝气蓬勃地走上世界历史的舞台。这是数百年才发生一次的世界结构大转型。这势必引起秩序和制度的范式创新。如何构建“东亚共同体”的问题也被提上政治议程。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当今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统合是以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借助自由贸易获得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但是，如果要把这样的统合稳定化、长期化进而形成某种命运共同体，或者像安德松（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umminities）”，但却是一个超国家的、更大的想象共同体，仅凭经济利益是不够的，还需要在社会价值上相互理解甚至产生共鸣，还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基本共识。没有这样的价值核心，就无法为自由市场提供非市场性基础，就无法真正形成规范秩序，就无法为政治生活提供安定的保障。因而我们在讨论亚洲未来时，不仅要考虑经济利益，而且还要关注社会价值，要把制度和文化也都纳入视野之中。
应该承认，今天的亚洲基本上不再由维特佛格尔（Karl A. Wittfogel）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所支配。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化是亚洲各国共有的历史体验，也是亚洲与世界可以分享的战略性机遇。法治、自由、民主、公正的理念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基本共识。与此同时，亚洲的文化价值体系也在被重新认识、重新诠释、重新组合。强调伦理责任以及“和而不同”精神的儒家哲学与强调沟通行为的哈贝马斯理论相结合，为多元性非常强的亚洲的经济整合，也为以多元性为前提条件的全球治理方式的改进提供了另一种可行之路或者选项。欧美需要亚洲这个“他者”来确定自我认同。反过来也一样，甚至可以说亚洲更需要欧美这面镜子来映照自己的过去、今天以及未来。对于这样的象征性符号互动，法社会学是最好的媒介和润滑剂。
2013年3月，杂志启动仪式于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举行。
众所周知，在距今五十年之前，法社会学在美国和欧洲兴隆的背景是社会科学的长足进步以及社会结构改革的需要。当时经济学、政治科学、人类学、民族学、统计学、行为科学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博弈论以及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ie）为社会的管理以及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决策提供了丰富而精致的分析工具以及知识工程学方面的刺激。另外，产业化使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空前的技术性社会，国家和法制的运行不得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各种各样的技术性手段。因此，作为积极采取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各种成果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法社会学，受到了法律学家、审判人员以及律师们的广泛欢迎。
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法社会学研究原有的基本范式开始动荡和改组，而新的替代性基本范式尚未确立，只是出现了许多中范围或小型的理论模型以及经验分析的成果。在二十世纪末叶，对法社会学研究影响较大的理论模式、思想流派以及知识体系和方法包括：身体论意义上的现象学、符号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社会性角色理论、交换理论、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解释学、博弈论、复杂系统论等等。在这里，多样化与趋同化是交错在一起的。就不同思潮的共性而言，那就是个体中心的观念被相对化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或国家、个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得到进一步的强调。
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理解和处理，在法律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一般而言，法律学者更倾向于以职业化的观点来观察法律现象，希望法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能够有利于提高立法和司法的客观性、效率，侧重于根据实践需要收集事实素材以及对规则、决定、参与者的动机进行合理化解释，并往往站在角色体系以及功能主义的立场上来分析法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但是，社会学者的切入口则很不一样。他们喜欢在非常广阔的背景和非常多样化的脉络中把握法律现象的实质和表象，注重作为观察者对事实以及具体状况进行精确的记述、分析以及科学理论假说的建构和实证。
然而，无论是侧重法律学还是社会学，无论是只研究与规范有关的边缘现象还是把规范本身也纳入研究的射程之内，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基本的趋势在扩张，这就是法社会学在基本范式转变之际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这样的特征：强调互动关系和涵义甚于强调恒久制度和功能。法律的实施不再被理解为一种单行道的强制作用，而是一种双向行为的动态；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运作的主体和对象都不能完全孤立起来看待。即使强调个体的自由和能动性，那也必须以一种能够与他者沟通的、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自律精神的个体为现实性前提。即使强调法治和审判独立，那也必须以民主化以及群众的承认和参加的程序要件为其正当性的前提条件。
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重新定位法社会学，特别是从亚洲文化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把握法社会学，不妨为亚洲法与社会杂志的办刊宗旨确立以下三条基本原则或者衡量尺度：（１）［法社会学的方法］在法律中观察和理解社会万象，在社会中解释法律秩序；（２）［法社会学的价值］实定法学以个体主义（人格）为基础，法社会学以群体主义（关系）为基础；（３）［法社会学的主题］研究的内容聚焦于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我们采纳稿件的范围更加广泛、在选题上更加兼容并包。
在二十一世纪的初叶，世界经历了分化和重组的巨变。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难以捉摸。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各种疆界变得模糊了，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的现代法治秩序正在遭到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各种风险不断增大，迫使政府纷纷加强临机应变的治理。似乎一切都流动化了，到处留下些不可预测的混沌。但在另一方面，秩序构成原理依然显示出坚韧的连续性。无论现代范式，还是传统文化，都保持着既定的轨道。特别是地方知识和情境思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行动方式。而且，作为对全球化的回应，地方性自我认同的愿望反倒有所抬头。在亚洲，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张力显得更加强劲。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亚洲固有的多元性。
2013年3月，杂志启动仪式。
在全球化时代，为了克服“多元性引起的不理解（pluralistic ignorance）”，必须加强相互沟通。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一世纪的关键词就是沟通。只有充分沟通，才能互相理解、互相信任，进而达成共识。创建亚洲新秩序尤其需要以关于社会价值的基本共识为基础，因而法律沟通（legal communication）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法社会学有一条著名的命题：话语产生结构。但愿亚洲的结构转型就在我们之间持续不断的各种各样沟通过程中实现。但愿以亚洲法与社会杂志的创办为契机，我们可以拓展出新的丝绸之路。这些新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上海，也是首尔、是东京，是悉尼、是新德里，是德黑兰，经过沙漠、草原、高山、岛屿以及海洋，通往亚洲各地的知识据点，通往欧洲、美洲、非洲以及大洋洲所有关心亚洲法律与社会发展的合作伙伴，通往全球善治的普遍性理想目标。
可以说，亚洲法律与社会杂志的创刊，是法社会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亚洲法学界的一件大事。从此以后，亚洲的法学者以及对亚洲感兴趣的所有学者将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沟通渠道，将有一个属于所有朋友的公共空间。在世界结构性转换以及秩序重构的过程中，通过这份杂志，亚洲的专家和知识分子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可以倾听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文明圈的多种多样的声音，从而有助于建构一个更加公平而和谐的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