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鼠游戏”是广为人知的城管执法隐喻。它不仅是对城管执法活动的一种形象化阐释,还规定着城管执法的行动框架。采取法律隐喻视角,可以揭示“猫鼠游戏”的三个机制:街头空间的区域化机制塑造了游戏空间,让城管和
在前大数据时代，公安机关已经不同程度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以辅助法律的执行。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不仅能更准确地预测违法行为的时空分布、实现对于个体行为的监控与危险评估，还有助于了解执法过程中的风险点和社会公众
与西方国家的执法属于法治系统内部事务不同，中国的基层执法受到了党政体制的深刻塑造。党政体制的轴心是党的领导，组织领导贯穿于条块结构，政治领导内含于其中，思想领导则落实为政治伦理。党政体制通过条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美国被广泛地运用于政府规制政策评估，并发展出一套较为成熟的分析结构和操作方法。它包含以“没有规制的现存状态”为对照假设、以“特定规制事项的成本／收益”为分析单元、以“可替代性手段
作为利益衡量精致形式的成本收益分析与风险预防原则存在内在紧张。这是当前各国行政法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忽略此两者之一的极端主张，即不计代价的风险预防和忽略不可计价风险的成本收益分析，均不可接受；协调二者的
2018年12月15日至16日，第二届迈向数据法学年会，暨2018年度法律量化实证研究论文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廖凯原法学楼203会议室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