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自从我近十年前进入这个不为众人所知的“冷门”学科开始，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至少被问到过上百次。说来惭愧，至今我都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社会学的各个领域看上去的确“幅员辽阔”，只要和人有关的东西几乎什么都可以研究：从城市到农村，从经济到文化，从政治到法律，从家庭到人口，从性别到心理……无所不包。然而，研究领域的广泛性也就决定了这个学科在方法上的多样性，有做统计分析的，也有做田野调查的，有研究历史文献的，也有拿活人做实验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将这个看似五花八门的学科凝聚在一起的呢？我认为，其实是经典社会理论中的所谓“现代性”问题，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变迁对人性所产生的挑战。无论是马克思笔下的“异化”、涂尔干笔下的“失范”还是韦伯笔下的“铁笼”，所试图回应的都是这个基本问题。即使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当代社会学除了人口学等个别领域之外，其它领域的主要理论视角都可以回溯到这几位经典社会理论家所开创的学术传统。
但在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家中，有一个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同样影响深远的人却常常被忽视，他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与其他三位学者不同，齐美尔一生中虽然写作了大量社会学文章，却没有什么大部头的著作问世，因此其社会理论也就显得很零散，缺乏系统性论述。然而，齐美尔对社会的基本认识却是十分独到的，他的名篇《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对于都市人情感疏离的论述，看似与涂尔干的“失范”概念相似，其背后对社会本质的假设却截然相反——在齐美尔看来，现代社会并非意味着社会团结方式的缺失，而恰恰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太过频繁和紧密，反而使人们必须以一种孤独而冷漠的厌世态度来抵抗社会对个体的威胁。
于是，齐美尔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就是对于社会互动过程的研究，他从最微观的二人群体、三人群体等小群体入手，深入分析了社会互动的基本形态，并发展出一套他称为“社会几何学”的研究进路。这一社会学视角的基本观点，是强调社会形态——即社会的形状而非内涵——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根本性地位，以及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对于社会形态的塑造作用。齐美尔认为，正如几何学将关于自然界内涵的研究留给物理、化学等学科一样，社会学也应该将关于社会内涵的研究留给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而集中关注社会形态。他把社会想象成一个宇宙空间，其复杂的本质与方向是无限的，但其中任何一个单独的点都可以被固定，只能以一种特殊方式发展，否则的话，这个空间的整体结构就会改变。也就是说，在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一联系要通过社会互动过程来表现。
在20世纪初，齐美尔的社会学理论被芝加哥学派的几位创始人引入了美国社会学，并在1920-30年代得到了长足发展。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生态学”传统和城市民族志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几乎全盘继承了齐美尔关于社会互动的基本理论，他们把芝加哥城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室，让研究生们深入到城市的各个街区，考察生活在那里的不同族裔人群之间的竞争、冲突、适应、同化等社会过程。作为芝加哥学派标志的生态理论和二战后兴起的符号互动主义都是从这些民族志研究中发展出来的，而齐美尔的社会几何学视角为学者们理解社会互动过程与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提供了根本性支持。
在当代社会学里，与齐美尔的几何学思路相近的研究除了历久弥坚的芝加哥学派之外，还包括社会网络分析与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这些看似五花八门的研究的共同点，是强调社会的抽象形态对于阶级、种族、性别、宗教、文化等实质性问题的塑造。以场域理论为例，布迪厄认为，社会是由一个个彼此相连却又相对独立的场域所组成，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游戏规则，其中的个体因其结构性位置而具有不同的惯习和资本，而整个场域的支配性关系和阶层分化既决定了这些个体之间的互动，又被这些互动过程所影响。与芝加哥学派的生态理论相似，这一空间性社会形态也可以被运用到各种具体问题中来分析社会结构与社会互动过程之间的关系。而社会网络分析虽然将关注重点社会互动关系转向了个体之间的结构性联结，但其根本性洞见却与齐美尔的社会形态研究传统一脉相承，认为社会网络的形状决定了其中相互关联的个体的具体行为。
大约半个世纪之前，米尔斯写过一本叫作《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书，而纵观今天的西方社会学，真正有想象力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已经越来越少。究其根源，是这个学科的各个领域都太过于制度化，而以定量研究和统计分析为代表的对于社会关系的因果性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学者们的想象力。如何改变研究领域与方法上的僵化，不但需要新一代学者的创新精神，而且也有必要回到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中，从这个学科最初时刻的学术思想与现实关怀中获得灵感和想象力，从而发展出解释和分析社会现象的不同视角和工具。在社会变迁剧烈、城市化进程迅猛的当代中国，齐美尔关于社会互动与社会形态的理论尤其值得关注，因为与二战后结构相对稳定的西方社会相比，我国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微观互动过程对于宏观社会结构的塑造作用更为显著，也就更需要对中国社会基本形态的变化进行深入研究，进而理解中国人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各种生存状态。
本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2日第210期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