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编者按】《亚洲法与社会杂志》（AsianJournal of Law andSociety）于2024年起调整为季刊，由每年3期调整为每年4期。杂志目前已吸引8000余家机构订户，仅在剑桥网站的2024年度下载量就达到8万人次，如果包括HeinOnline等第三方平台在内，则年度下载量达9万人次。本期集中推送杂志第12卷第2期（2025年6月）“融合还是竞争？评估‘一带一路’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跨国法律影响”的内容提要，以方便读者查阅和引用，也可方便研究者了解本刊录用稿件的方针和特色。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全英文学术期刊Asian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的建设，在这个平台上构筑一个跨学科、跨国界的知识共同体！

专辑前言：我们是否已经厌倦了这个被称为“国际法”的破碎体系？

Imad Antoine Ibrahim

特温特大学助理教授

本专辑客座主编

国际法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和规范性危机，这一危机已成为学界持续批评与反思的主题。这场危机并不仅仅源自执行或遵守上的偶发性失败，而是根植于学科本身的根本性张力。国际法制度的历史演进、对国家同意的依赖，以及碎片化的制度架构，共同导致其越来越难以应对当代国际秩序的复杂性。此外，行动主体的激增——从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到武装的非国家实体——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中心地位，并使传统法律范畴的适用变得更加复杂。地缘政治竞争、经济不对称，以及科技变革的加速，特别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的发展，也在重塑国际法运作的环境。尽管存在包括发展软法工具和专业化制度在内的制度改革的持续努力，但多数努力并未解决核心缺陷。黎巴嫩战争和乌克兰战争清楚揭示了这些缺陷：现有法律秩序难以应对非对称冲突以及非国家行动主体在全球安全动态中日益突出的作用。

各国日益倾向于脱离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承诺，这反映出国际法律秩序更深层次的危机。诸如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日本退出《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等高调退出案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多边主义普遍退潮的症候。这一现象伴随着替代性治理机制的兴起，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等私人监管机构的崛起，以及对软法工具的日益依赖——这些工具往往缺乏强制执行力，却仍在不断扩散。这些发展使人们对传统国际法律框架在塑造或约束国家行为方面的效力产生了怀疑。尽管国际法秉持其规范性抱负，但它似乎与其试图规制的地缘政治现实越来越脱节。叙利亚、乌克兰和也门等地的武装冲突仍在持续，几乎无视国际法律规范，凸显出法律理想与实际执行之间的持续性的鸿沟。如果国际法既不能阻止这些危机，也不能有效调停，国际法体系是否仍具备其功能就值得深思。这种失灵的持续存在并非近期的偶然现象，而是根源于国际法的制度基础，特别是其对自愿主义、分散化和政治化同意的依赖。

当代国际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日益增长的技术复杂性，而这一趋势与科学和技术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的扩大紧密相关。从贸易监管到环境保护，从数字基础设施到公共卫生，国际法律文件即便尚未被法律之外的技术专长所塑造，也正在受其影响。条约在谈判、解释和执行中对科学证据和经济模型的依赖，引发了关于国际法规范性和民主合法性的关键质疑。随着技术专长成为核心，国际法领域逐渐被在软法机制下运作的技术官僚机构和专家团体所主导。这些机构通常提供指导和协调，但不产生具有约束力的义务，从而推动了具备特定领域机制的专业化条约体系的激增。这一演进导致了所谓的“法律—技术分野”，即国际法的规范性基础——植根于主权、同意和公共审议——正日益被功能主义逻辑和技术官僚过程所取代。在这一背景下，软法已成为调控新兴领域（如数字治理和去中心化系统）的首选方式，从而重塑了国际法律秩序的架构和权威。

国际法的技术复杂性还被其日益加剧的碎片化所放大。后冷战时代以来，碎片化趋势加速显现，其受到多重交织因素的驱动：专业化条约与法律制度的扩散、国际体系中行动主体的多样化、区域组织的崛起，以及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全球标准制定机构等跨国实体的影响。这一演进虽然使特定领域的监管更具针对性，有时也更有效，但同时暴露了国际法体系内部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与规范性冲突。缺乏统一框架引发了对国际法作为制度之连贯性与合法性的严重关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成体系的机制领域——即拥有自己的机构、程序和执行机制的监管领域——可能将法律领域隔绝于更广泛的体系化监督与问责机制之外。然而，碎片化也可被解释为对多元化国际格局的一种功能性适应，使法律制度能够回应一个日益由竞争性规范、多样化利益和复杂制度安排所主导的世界的需求。

碎片化的核心后果之一，是多层次的法律冲突在横向与纵向双重维度上同时出现。横向上，冲突出现在不同的国际或跨国法律制度之间，这些制度往往在孤立状态下发展，彼此缺乏协调，却对重叠议题均声称具有权威。这些冲突通常表现为“规范碰撞”，即两个或多个法律文件规定了相互不兼容的义务，使得同时遵守在法律或实践上成为不可能。例如，缔结多项国际条约的国家可能面临相互抵触的法律约束，如环境保护措施与贸易自由化承诺之间的冲突。纵向上，冲突发生于国际规范与区域或国内法律体系之间。尤其是在欧盟等联邦或超国家结构中，区域法律秩序可能宣称优于国际义务，或挑战其国内执行。虽然此类冲突在管辖权多元化的国际私法领域尤为常见，但它们在国际公法中也越来越普遍。解决这些冲突不仅需要教义上的技巧，还需要在政治和制度上有意愿来调和相互竞争的法律权威与规范层级。

假设国际法可以独立于政治运作在经验上和理论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国际法常被框定为一个客观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但它深深嵌入并经常被政治进程所塑造。条约的谈判、批准与退出并非中立的法律行为，而是国家利益的体现，常常反映更广泛的战略、意识形态或经济考量。即便那些表面上以技术专长为基础的法律文件，其采纳和执行也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国际争端的框定与裁决同样如此。学者们通过将其与同样嵌入于政治结构的国内立法过程类比，质疑国际法具有独特的政治性。然而，鉴于缺乏中央权威且依赖自愿遵守，国际法尤其容易受到政治操纵。主权、领土完整和历史积怨等问题，虽然本质上是政治争端，但却常以法律形式表达。法律论证常被当作外交或抵抗的工具，而不是中立的裁决方式。此外，故意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经常作为一种政治信号，以揭示法律在约束国家行为方面的结构性局限，并强化其工具化的特征。

国际法的政治作用也受到国家之间关于其目的、价值和功能的持久意识形态分歧的深刻影响。这些分歧反映了关于主权、公正和秩序的根本不同愿景。结果是，国家间频繁展开的争论，往往揭示了它们为服务本国利益而试图重新组织国际关系的竞争。一些国家主张改革现有法律秩序，认为其过度偏袒强势的国家；另一些国家则抵制变革，试图维持既有优势；还有一些国家则主要把国际法视为一种保护机制，用来确保对外安全与稳定。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便体现了这种张力，显著阻碍了国际法的进步发展，并削弱了既有规范与程序的持续执行。直至冷战后苏联解体，曾经备受争议的法律规范才重新获得共识。然而，21世纪的全球环境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裂痕，对国际法的普遍性与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当代全球格局的特征是多元化且常常相互不兼容的法律观念，使得实现一个统一的、基于共识的国际框架日益难以企及。

在国际法的实践和发展中，实现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动主体在内的多样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共识，是最艰巨的挑战之一。共识被广泛视为支撑国际法律秩序合法性和效力的基础。它不仅是决策的机制，也是促进国际公法框架下全球制度治理和运作的普遍共识的规范性基础。然而，这种对共识的依赖受到了广泛批评。学者指出，它常常延续现有的权力不对称，偏袒占主导地位的行动主体，边缘化缺乏影响力的群体，从而与民主理想和人权承诺相冲突。此外，各治理层级之间对于治理模式的分歧，以及对特定议题下国家义务之时机、范围与内容的争议，也不断加剧共识的脆弱性。而且，即便达成共识，它往往也是脆弱的，因为参与者仍然能够撤回同意，从而威胁到集体法律承诺的持久性与连贯性。这些现实凸显了作为国际法律合作基石的共识的内在脆弱与复杂性。

国际法律体系中的“参与”始终是一个关键但本质上流动的概念。国家和其他关键行动主体（如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随时有权退出。这与公民社会组织和广大公众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全球规制机制对其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却面临退出的重大障碍。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参与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权利，而是促进全球合作和合法性的关键机制。受此推动，软法工具已成为扩大包容性的重要手段，为边缘群体（尤其是原住民）提供了空间，并将参与权利扩展至非政府组织等新兴行动主体。实证研究表明，与要求严格实质性承诺（包括严格监督与执行条款）的条约相比，涉及争议较少的问题的条约通常能吸引更广泛的参与。此外，软法往往比硬法获得更多的参与，但其效力经常因缺乏足够激励来促使国家行为改变而受到削弱。非国家行动主体的日益参与带来了新的影响形式，也挑战了长期存在的主权原则，从而引发了关于国际法律秩序中权威的演变特性的紧张关系。

遵守条约义务面临着持续的挑战，主要是因为可能存在偏离起草者初衷的不同解释。尽管存在这些困难，遵守条约仍被广泛认为是国际法律制度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基本要素。这一认识激发了各种提议，包括制定旨在促进遵守条约承诺的基于激励的奖励制度。不遵守行为源于多种因素，包括政府因资源限制而需要优先考虑效率的实际必要性；缔约方无法履行承诺的能力不足；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削弱了遵守条约的政治意愿；以及条约中频繁出现的歧义或含糊的措辞，使解释和执行变得复杂。遵守条约的本质在于理性成本收益计算，权衡遵守条约的国内政治成本是否超过不遵守的声誉影响和实际后果。在这种计算中，一个国家对维持其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和合作的成员地位的渴望往往起着关键作用。为了应对这些复杂性，管理和补救不遵守行为的机制已经制度化。然而，确保非国家行动主体遵守条约仍然是一个明显的挑战，因为这些实体往往逃避责任并抵制遵守既定的国际规范。

国家承诺的自愿性加剧了确保国际法义务履行的挑战。制裁虽然在理论上可以作为一种执法手段，但在实际应用中却充满了困难：它们的实施成本高昂，在政治上往往不受欢迎，而且常常无法实现预期结果。同样的，使用积极激励措施鼓励遵守条约的策略在国内层面也遭遇了巨大阻力，导致此种战略既昂贵又难以维持。如果没有有效的执行机制，仅凭国际社会和利益攸关方表达的愿望或良好意图不足以确保条约义务的遵守。国际法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是否愿意将条约承诺纳入国内法律框架，这一过程反映了国际法律秩序内在的去中心化性质，并限制了执行努力的整体有效性。这种去中心化因执法本质上具有对抗性而变得更加复杂，可能会促成国家之间的分裂和冲突，而非合作。执法困境在法治机构薄弱的国家尤为严重，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差异很大，其执行能力和政治意愿存在明显差距。最终，维护国家的国际声誉往往成为遵守国际义务的主要动力。

执行国际法律规则的主要困难在于缺乏一个拥有强制权力的集中性全球权威机构，这与主权国家实施全面控制并可以单方面执行法律的国内法律系统形成鲜明对比。虽然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具有重大影响力，但它们的权力仍然受到限制，并受到政治约束。在国际法律秩序中，规则主要作为规范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框架，国际组织只拥有有限的授权。然而，全球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政府机构能够履行所有主权职能；相反，国际治理是通过一个复杂的条约网络运作的，这些条约反映了缔约国的利益，往往很少考虑非缔约国的权利或利益。“国际社会”的概念试图接近一个受共同规范约束的全球社会，但它缺乏迫使遵守或防止退出条约的制度能力。这种结构性限制加剧了关于国际法在没有类似于国内警察部队的执法机构的情况下指导国家行为的有效性的持续争论。事实上，制裁的实施是罕见的，通常仅限于特殊情况，突显了国际执法的脆弱性。

包括国际法院、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小组和各种仲裁机构在内的国际法庭体系，是执行国家国际义务最直接的机制。近几十年来，这些裁决论坛的扩张引发了一些评论家所称的“法庭疲劳”，反映了人们对此类机构的扩散和日益依赖的担忧。这种多样性带来了重大挑战，包括管辖权重叠、判例冲突、选择性诉讼和机构权威争议，所有这些都有可能破坏国际法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此外，国际法庭的效力差异很大，一些机构比其他机构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和影响力。司法独立仍然是一个基本问题，因为公正对于这些机构的信誉和权威是不可或缺的。尽管法庭裁决对同意裁决的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执行往往存在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强国可能会拒绝参与或拒绝遵守对其不利的决定，从而削弱法庭的权威和更广泛的执法架构。这种动态揭示了国际裁决在约束国家行为方面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地缘政治利益和国家主权占据主导的情况下。

尽管存在国际法和裁决机构，但是选择违反条约义务的国家往往能够逃脱实质性制裁或问责。在严格的法律框架内确保国家责任仍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通常会将执行重心转移到影响力有限且不稳定的舆论法庭。这种持续的执法缺口促使全球机构呼吁建立更清晰、更强有力的问责机制。然而，“问责”在概念上仍然令人担忧、定义模糊，特别是在国际法规定的国家责任原则方面。当前法律框架的不足之处明显体现在未能防止或充分解决大规模暴行和种族灭绝上，正如最近的冲突——包括乌克兰-俄罗斯战争和以色列-加沙危机——所表明的那样，受害者往往无法获得有效救济。执行问责制的根本障碍包括根深蒂固的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准则，其限制了外部干预。此外，国家安全等不断演变的考虑因素使追究国家责任的工作更加复杂，特别是在技术迅猛发展的情况下。这些挑战突显了现有国际法律制度在全球舞台上伸张正义和维护法治方面的局限性。

将国际法律义务纳入国内法律体系面临重大挑战，反映了日益增长的监管需求与国内政治对国际法无条件优先地位的抵制之间的复杂互动。国际规范被吸收的相对容易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来源，无论是条约、习惯国际法、一般原则还是司法裁决，每种来源都与国内框架具有不同程度的兼容性。虽然一些国际规范很容易被接受，但其他规范，特别是来自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法院等权威机构的规范，往往会引发立法和政治反对。这种紧张关系在国际人权法领域尤为明显，主权和国家认同的敏感性阻碍了其在国内的无缝接轨。全球化的加速力量通过创造相互依存的经济体加剧了这些挑战，这些经济体要求加强跨境法律标准的协调。在这种环境下，全球行政法日益受到关注，但矛盾的是，国际机构的崛起削弱了国内机构的作用，并限制公众参与监管过程。许多国际组织的不透明运作和对司法独立日益增长的担忧（法院越来越面临顺应行政特权的压力）加剧了这一弊端。

从本质上讲，国际法的执行和发展与权力的动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产生了一个复杂且往往支离破碎的全球法律格局。Weiss将这种环境描述为“万花筒世界”，恰如其分地捕捉到了围绕新兴规范的流动性和竞争性，其中许多规范仍然不稳定且应用不均。虽然规范性法学研究和理想主义观点经常将国际法描述为一个基于普遍原则和制度结构的客观、中立的框架，但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强权政治总是塑造国际法的解释和应用，国际法从根本上继续作为促进国家利益的工具而不是公正的仲裁者而发挥作用。尽管国际公法的修辞鼓舞人心，但其在全球舞台上限制权力行使的能力有限。国际行动主体之间的权力分配仍然是不平衡和动态的，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体现了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维持着不成比例的影响和控制力。因此，法律和权力的相互作用仍然是理解国际法律秩序的前景和局限性的核心。

本期专辑通过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对国际法和法律框架发展的影响，回应了这些紧迫问题。该系列特别关注中东和北非地区，批判性地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塑造区域法律格局，促进监管趋同，并影响主权和治理。通过将“一带一路”倡议置于更广泛的国际法律论辩中，本专辑对中国在推进或挑战全球法律规范演进方面的角色提供了细致入微的见解。

在开篇文章《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法律多元主义：法律移植与“一带一路”倡议》中，Davide Zoppolato 和 Paolo Davide Farah 对中国的国家实践及其对其他法律制度的影响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作者探讨了中国法律秩序的独特特征及其与国际法的复杂关系，强调了领土邻近、意识形态亲和力、政治动态和经济利益如何塑造这种互动。他们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框架下不断演变的法律多元化及其对全球法治的更广泛影响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Imad Antoine Ibrahim在其文章《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制定国际法的全新路径》中，提供了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法律影响力与欧洲和美国模式的比较分析。Ibrahim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利用了与西方大国所采用的手段具有可比性的软法和硬法手段的组合。然而，他强调了该倡议所特有的实用主义和灵活性这两个明显的中国元素，反映了中国在不断发展的国际立法格局中独特的法律文化和战略目标。

Andrew Dahdal和Adel Abdel Ghafar在他们的文章《数字丝绸之路：以“科技外交”为范式理解中东北非地区的技术采纳与新兴数字监管》中分析了中国在中东和北非不断扩大的数字影响力。他们将这一转变置于美国主导地位的整体衰落和中国主导的法律框架的同时崛起的背景下。作者专注于数据保护、网络犯罪立法和数字经济一体化等关键监管领域，阐明了数字丝绸之路如何在快速发展的数字格局中重塑区域治理和法律规范。

在《中国-阿拉伯自由贸易协定、人工智能外交与人工智能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中东地区的实现》一文中，Jon Truby 批判性地审视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Truby强调了在这些谈判和相关公约中整合贸易和非贸易维度的必要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上。他认为，当前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从而限制了全面和有效合作的潜力。这项分析突显了经济和科技议程协调中的显著缺口，呼吁以更全面的方式处理中阿外交和法律事务。

在《中东北非企业与全球贸易：法治路径的冲突与交易成本》一文中，Henrik Andersen批判性地考察了法治在阿拉伯世界的应用，尤其聚焦国际贸易领域。Andersen的分析考虑了区域法律框架与世界贸易组织、欧洲睦邻政策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全球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该研究探讨了该地区法律环境的优势和重大不足，强调企业因此承担的相应交易成本。Andersen最终呼吁进行实质性改革，以提高法律确定性，促进(阿拉伯地区)更有效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

在《“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东地区原住民社区的影响：协商权的不稳定基础》一文中，Naimeh Masumy批判性地审视了国内法律框架和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在充分保护受“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原住民社群方面的缺陷。Masumy认为，现有机制无法确保实质性协商权，从而加剧了脆弱性。其主张制定一个替代性法律框架，不仅加强且确保有效落实协商权。这一方法旨在在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中，为原住民群体提供更大的包容性和切实保护。

Paolo Davide Farah、Tivadar Ötvös和Davide Zoppolato在他们的文章《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对欧盟能源独立性的影响》中采用了一种将“一带一路”倡议置于欧洲能源政策背景下的综合路径。通过比较分析，他们阐明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欧盟追求能源独立的战略意义，突出了其中挑战和机遇。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评估中东和北非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类似能源举措的框架，为基础设施、地缘政治和区域能源治理的交叉提供了重要见解。

“一带一路”倡议的法律影响反映出国际法中长期存在的挑战，尤其是技术复杂性的增加，导致法律制度的碎片化和不同框架之间的冲突。中国的法律规范深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需要东道国明确同意才能纳入其国内制度。在缺乏这种批准的情况下，各国往往抵制外部法律影响，有选择地采用中国原则，同时依赖于本国法院作为保护机制。这一动态突显了国家主权与全球秩序中强势行动主体不断扩大的法律影响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

研究论文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Legal Pluralism:Transplant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法律多元主义：法律移植与“一带一路”倡议

大卫·贾科莫·佐波拉托 （Davide Giacomo Zoppolato），西弗吉尼亚大学地质学与地理学系，英国“全球可持续发展法律倡议”组织成员

保罗·大卫·法拉（Paolo Davide Farah），西弗吉尼亚大学洛克菲勒政策与政治学院，英国“全球可持续发展法律倡议”组织负责人

Abstract

Beginning with the opening-up reforms of DengXiaop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reated law as a central tool forregulating the economy and guiding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ver thedecades, since 1949, China’s path tomodernization has been marked by profound, experimental transformations thatselectively combined foreign expertise with Chinese foundations. A key featureof this process has been China’s strategicadoption and adaptation of legal transplants. While initially a recipient offoreign legal models, China is now increasingly exporting its own approaches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China’s engagement in shaping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frameworks of host countries under the BRI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models oflegal transplants. Rather than imposing, China draws on its historicalexperience to adopt a pragmatic, adaptive strategy defined by three corecharacteristics: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ractices; an emphasison voluntariness tempered by asymmetrical power relations; and a prioritizationof policy objectives over autonomous legal principles. While this strategy raisesconcerns about legal fragment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herence, it also fostersa space for legal pluralism, offering an alternative to the homogenization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Global North legal transplants.

摘要：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将法律作为调控经济、引导制度转型的核心工具。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历经了数十年深刻而富有实验性的转型，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有选择地吸收外国知识。这一进程的关键特征在于中国对法律移植的战略性采纳与改写。虽然最初只是外国法律模式的接收者，中国如今已经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BRI）日益出口自身经验。本文将剖析中国是如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参与塑造东道国的法律与监管体系，揭示其与传统法律移植模式的差异。中国并非强行施加，而是依托其历史经验采取一种务实的、具有适应性的策略，其三大核心特征为：中西实践融合；在非对称权力关系中强调自愿性来加以调和；政策目标优先于自主的法律原则。该策略虽引发关于法律碎片化与制度连贯性的担忧，却也为法律多元主义创造了空间，为全球北方法律移植中通常伴随的同质化模式提供了一条替代路径。

Key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egal transplants, globalgovernance, legal development, legal pluralism, China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法律移植，全球治理，法律发展，法律多元主义，中国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Not a Novel Approach toInternational Law-Making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制定国际法的全新路径

伊马德·安托万·易卜拉欣（Imad Antoine Ibrahim），特温特大学可持续治理与技术分部行为、管理与社会科学系

Abstract

The Beltand Road Initiative (BRI) has advanced in various regions. While analyses have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acts, its legal aspectsreceived less atten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whether the Chinese legal modelimplemented via the initiative represents a nove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law-making. The focus is on its applic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Africa, where a set of primary mechanisms are utilised: soft law instrumentsthat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on. Theauthor provid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UnitedStates (US) legal models, considering the overall pros and cons of Beijing’sstrategy.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while these mechanisms represent apragmatic governance model relying on flexible rules, they are not a novelapproach. The US and the EU have employed such soft law instruments, underwhich binding agreements were established to ensure formal commitments.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已在多个地区得到推进。但相关分析主要聚焦于其政治与经济影响，其法律影响则鲜少受到关注。本文探讨通过该倡议实施的中国法律模式是否构成一种制定国际法的新途径，重点考察其在中东北非地区（MENA）的应用与实践——该地区采用了一套核心机制：通过软法手段建立起进行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框架。作者通过比较分析欧盟与美国的法律模式，全面审视了中国战略的利弊得失。文章最终指出：尽管这些机制代表了一种基于灵活规则的务实治理模式，但这并非创新之举。美国与欧盟早已运用此类软法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以确保正式承诺得以履行。

Keywords: BRI, MENA region, softlaw mechanisms, agreements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中东北非地区，软法机制，协定

The Digital Silk Road: “Tech-Diplomacy” as a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Technological Adoption and Emerging Digital Regulations in MENA

数字丝绸之路：以“科技外交”为范式理解中东北非地区的技术采纳与新兴数字监管

安德鲁·马赞·达达尔（Andrew Mazen Dahdal），卡塔尔大学法学院

阿德尔·阿卜杜勒·加法尔（Adel Abdel Ghafar），卡塔尔中东全球事务委员会

Abstract

The Beltand Road Initiative (BRI) is a Chinese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projectlaunched in 2013 that seeks to link China with over 70 countries throughtransport, communication, and trading networks. The BRI consists of building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cluding railways, ports, roads, and other vitaltrade infrastructure. Importantly, the BRI also inclu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ew “Digital Silk Road” (DSR) enhancing digital connectivity using the latest5G high bandwidth, low latency mobile and satellite technology. In 2019,several Western states (notably USA, Australia, Canada, and the UK) banned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companies, such as Huawei, from rollingout 5G networks in their respective jurisdictions. The purported basis for thebans were security concerns over the abilit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control and potentially intercept communications over the Huawei systems. Inthe MENA region, no such bans have been adopted and the DSR is proceeding toconnect MENA economies to China at a rapid pace. This places MENA countries ina precarious position between strategic links with the US as the global hegemonwith a strategic interest in the region, and the emerging Chinese glob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The regulation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 is one dimension where legal frameworks must be designed with careand discernment to balance competing geopolitical forces. This article seeks toanswer the question of how best to understand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newtechnologies in the MENA region and argues that the conceptual lens of “Tech-diplomacy”helps to provide such an understanding. In addition to privacy-centric,security-centric, and growth-centric philosophical and jurisprudential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data regulation, the predicament of the MENA regionis a case study in how geopolitics can also inform our understanding of techregulation.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中国于2013年启动的基础设施与投资项目，旨在通过交通、通信和贸易网络将中国与70多个国家连接起来。该倡议涵盖了包括铁路、港口、公路及其他关键贸易基础设施在内的建设项目。重点是，该倡议还包含建立一条新的数字“丝绸之路”（DSR），其利用最新的5G高带宽、低延迟流通和卫星技术增强数字互联互通。2019年，多个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禁止中国电信技术公司（例如华为）在其管辖范围内部署5G网络。禁令的表面依据是安全担忧——即中国政府能够通过华为系统控制并拦截通信。在中东北非地区，尚未出台类似禁令，数字“丝绸之路”正迅猛发展，将该地区经济体与中国联通。这使中东北非国家陷入两难境地：既要维系与全球霸权美国（其在该地区具有战略利益）的战略纽带，又要应对新兴的中国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对数字通讯技术的监管是法律框架必须审慎设计以平衡相互竞争的地缘政治力量的领域之一。本文旨在探讨如何最好地理解中东北非地区新技术领域的法律监管，并论证“科技外交”这一概念框架有助于形成此类理解。除隐私导向、安全导向和增长导向等理解数据管制的哲学与法理学视角外，中东北非地区的困境也是一则生动案例，揭示地缘政治如何影响我们对技术监管的认知。

Keywords: China, MENA, Beltand Road, Digital Silk Road, data governance, tech-diplomacy

关键词：中国，中东北非地区，“一带一路”倡议，数字“丝绸之路”，数据治理，科技外交

Sino-Arab Free Trade Agreements, AI Diplomacy, and the Realisation of AIand Sustainability Goals in the Middle East

中国-阿拉伯自由贸易协定、人工智能外交与人工智能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中东地区的实现

乔恩·特鲁比（JonTruby），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

Abstract

Sino-Arab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 have remained elusive over two decades ofincreasing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rade negotiations. Nevertheless, substantialinvestments and trade demonstrate the Arab region’s strategic importance toChina. Recent strategic drivers of China’s engagement with the Middle East haveevolved from an original energy security focus, to more recently integratingtechnological investments into partnership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renewable energy infrastructure—complicating progress towards an FTA. Suchmeasures can help progress achievemen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offer economic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ut negotiations may be hindered byconcerns ranging from technological dependency to trade competition. Examining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ing China-Arab relations, thearticle explores legal and policy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towards securingan FTA. With a focus 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I and sustainabilitypartnerships, the article analyses legal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bestpractices for a model FTA for Arab countries.

摘要：中阿自由贸易协定（FTA）在二十余年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与贸易谈判中始终未能达成。尽管如此，大规模的投资与贸易往来彰显了阿拉伯地区对中国具有的战略重要地位。中国近期与中东交往的战略驱动力已从最初聚焦的能源安全，转向将技术投资融入伙伴关系，例如人工智能与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领域——这使得自由贸易协定的推进更为复杂。此类举措虽有助于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创造经济发展机遇，但从技术依附到贸易竞争等诸多顾虑可能阻碍谈判进程。本文通过审视中阿关系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探讨达成自贸协定的法律与政策方面的障碍和契机。通过聚焦人工智能与可持续性领域伙伴关系上的最新进展，文章分析了为打造一个适用于阿拉伯国家的示范性自贸协定可采取的最佳法律策略及国际法实践。

Keywords: Free TradeAgreements (FTAs), AI Diplomacy, Digital Silk Road, MENA, Belt and RoadInitiative (BRI), Sustainability

关键词：自由贸易协定，人工智能外交，数字“丝绸之路”，中东北非地区，“一带一路”倡议，可持续

MENA Businesses and Global Trade: Conflicting Ruleof Law Approaches and Transaction Costs

中东北非企业与全球贸易：法治路径的冲突与交易成本

亨里克·安德森（Henrik Andersen）, 哥本哈根商学院商业人文与法律系

Abstract: Businessesfrom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aiming for a global reach mustnavigate through different levels of rule of law—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strength—to access foreign markets. The rule of law is essential from abusiness perspective as it reduces the costs of transactions on the globalmarket. However, the paper aim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re are transaction costsdue to the frictions between the rules of law in the multilevel system, whichthe MENA business mus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in its search for contractpartners and new markets. The focus is on the overall rule of law components of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ies, and theChines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ir interaction.

摘要：来自中东和北非（MENA）地区、旨在实现全球化布局的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时，必须穿行于不同层级、不同强度的法治体系之中。就商业而言，法治对于降低全球市场中的交易成本至关重要。然而，本文旨在揭示，多层次法治体系之间的摩擦本身也会产生新的交易成本，这些成本在MENA企业寻求合同伙伴与新市场的过程中不容忽视。本文重点考察世界贸易组织、欧盟邻国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法治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

Keywords: ruleof law, transaction costs, MENA businesses, WTO’s rule of law, EU’s rule of law,China’s rule of law

关键词：法治，交易成本，中东北非地区企业，世贸组织法治，欧盟法治，中国法治

The Impa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the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 The Precarious Foundation ofthe Right to Consultation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东地区原住民社区的影响：协商权的不稳定基础

奈梅·马苏米（Naimeh Masumy）,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

Abstract: The ambitiou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believed to boos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Itsofficial framework aligns with the transformative vision of the 2030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dvocating for the meaningful inclusion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that could significantlyimpact their environments and livelihoods. Despite the essential spirit of the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promote inclusiveness and transparency consistent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the existing paradigm fails to providerobust and effective protection for th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his gap isfurther exacerbated with the absence of effective domestic legal mechanisms toprevent extractive projects from engaging in environmentally damaging projects,which in turn, subject the indigenous people living in the naturallyoil-and-gas-rich areas in the region to the adverse consequences of anunregulated oil and gas industry. The article contends that the right toconsultation with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amework currently lacksbinding obligations for financial enterprises and companies to upholdpreferential standards for indigenous populations, rendering it legallyineffective. It concludes by proposing an alternative framework aimed atensuring the meaningful realization of these rights in a more pragmatic andeffective manner.

摘要：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被广泛认为将促进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其官方框架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变革性愿景相契合，倡导在可能对原住民环境与生计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过程中，实质性地纳入原住民社区的参与。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在精神上强调包容性与透明度，并宣称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但其现有模式仍未能为原住民社区提供充分而有效的保护。在缺乏有效国内法律机制以防止资源开采项目造成环境破坏的情况下，这一缺陷更加突出，从而使居住在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富集地区的原住民群体，暴露于无监管的油气产业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之下。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协商权目前缺乏对金融企业和公司施加具有约束力的义务，无法要求其遵守对原住民群体的优待标准，从而使该权利在实质上缺乏法律效力。最后，本文提出一种替代性框架，以更务实且更具成效的方式实现原住民协商权的实质落实。

Keywords: Extractive projects, right to consultation, indigenouscommunitie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Middle Eastern region

关键词：采掘项目，协商权，原住民社区，“一带一路”倡议，中东地区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Impact onthe Energy Independen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对欧盟能源独立性的影响

保罗·达维德·法拉赫（Paolo Davide Farah）,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艾伯利文理学院洛克菲勒政策与政治学部，英国埃塞克斯全球可持续发展法律倡议组织（gLAWcal）

大卫·贾科莫·佐波拉托（Davide Giacomo Zoppolato）,英国埃塞克斯全球可持续发展法律倡议组织（gLAWcal），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地质与地理系

蒂瓦达尔·奥特沃（Tivadar Ötvös）,英国埃塞克斯全球可持续发展法律倡议组织（gLAWcal），匈牙利布达佩斯贝克·麦肯锡律师事务所

Abstract: In2013, President Xi Jinping announced the ambitiou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 aimed at positioning China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global economy.Central to the BRI is the pursuit of energy security—a long-standing prioritylinked to diplomacy and essential for China’s continued growth. To meet itsrising energy needs, China has launched numerous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projects, with energy playing a key role within the broader BRI framework.Similarly, since the oil crisis of the 1970s, the European Union (EU) hasprioritised energy security through investments in alternative energy sourcesand resource diversific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hared interests ofthese two economic powers in securing and investing in alternative energy. Itfocuses on a central question: how might the BRI align with the EU’sNeighborhood Policy to strengthen energy independence across Eurasia andgenerate mutual benefit? This analysis examines both the challenges and the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 and synergy.

摘要：2013年，习近平主席宣布启动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将中国置于全球经济的前沿。能源安全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目标之一，它不仅是中国长期的外交优先事项，也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为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发起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能源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同样，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欧盟也将能源安全视为政策重点，通过投资替代能源与推动能源来源多元化来减少对外依赖。本文探讨了这两个经济体在保障与投资替代能源方面的共同利益。本文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与欧盟的邻国政策相互协调，以加强欧亚地区的能源独立性并实现互利共赢？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合作与协同过程中的挑战与机遇。

Keywords: China, European Uni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energyindependence, energy security

关键词：中国，欧盟，“一带一路”倡议，能源独立，能源安全

友情链接：

专辑前言原文链接：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asian-journal-of-law-and-society/article/editorial-arent-we-sick-and-tired-of-this-broken-system-called-international-law/93BF13160BABB9C678921BBAE58F5124

《亚洲法与社会杂志》2025年第2期链接：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asian-journal-of-law-and-society/issue/2F2BE9AB33ED7A4EB4492BC220CD07FF

《亚洲法与社会杂志》官网链接：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asian-journal-of-law-and-society

专辑前言翻译：薛倩、魏奕荧

内容摘要翻译：张晶翼、薛倩

助理编辑：陈艺瑄

责任编辑：陈曦宜

审读：季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