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崔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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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1842-1911) 曾是德国年轻有为的法官，他1870年代参加了“德国民法典”的官方起草委员会（Santner, p.3），这部法典对20世纪中国（包括晚清，民国和共和国）民法有重大影响。1893年他被破格提升为德国萨克森州最高法院院长，而与他在同一个合议庭的法官们都年长他20岁。但他不久精神错乱，住院达8年之久，1902年出院，1903年他出版了自传“一个精神病人的回忆录”。 弗洛伊德1909年经过荣格推荐读到了施瑞伯法官的回忆，深感兴趣，于1911年出版了“对一个妄想症患者的自传的精神分析报告”（Freud,1911）。弗洛伊德这本著作在精神分析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按照Peter Gay 的“弗洛伊德传”的说法，弗洛伊德通过分析施瑞伯法官一举两得：一方面纾解了他自己对W.Fliess的同性恋情节，另一方面推动了国际精神分析运动的制度化。 2011年是弗洛伊德对施瑞伯法官病案报告发表100周年，国际精神分析学界多位学者撰文纪念，其中最深入的新研究是爱尔兰学者Thomas Dalzell的专著，他主要论证弗洛伊德通过施瑞伯病案理清了“精神病学”（psychiatry）和“精神分析”（psychanalysis）的关系，也附带考证到德国司法部最初给了施瑞伯法官“临时性退休”(“temporary retirement”, Dalzell, p.3)。 施瑞伯发病先是因工作压力产生失眠，抑郁和自杀念头；接着他产生了被迫害妄想，认为他的医生要害他，而害他的具体形式是阉割，使他变成女人；最后他形成幻觉，认为上帝不断给他发来射线(ray), 是表明自己有通过和上帝发生性关系而孕育出新人类的神圣使命，而为此他首先要变成女性。 弗洛伊德认为，所谓“变成女性”其实是施瑞伯对作为他父亲的替代者的医生的同性恋感情的压抑，而更深层的潜在病因则是他童年的自恋阶段过长。在弗洛伊德看来，施瑞伯法官的“力比多”（可以大致理解为心理能量）锁定于自恋 (Dalzell, p.66), 是他最主要的潜在病因。儿童在镜子中欣赏自己是自恋阶段的体现，如果不能及时发展到对客观物体的爱（object-love），则可能形成同性恋的倾向。 以“回到弗洛伊德”为口号的法国精神分析大师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也极为重视施瑞伯法官的病例，他不仅在1932年的博士论文中深入研究了施瑞伯，而且在1955-1956年的研讨班上重点讨论了施瑞伯，并针对施瑞伯把他著名的R图具体化为I图（Lacan, p.202）。与弗洛伊德强调“压抑”不同，拉康更强调“排除”(“foreclosure”) 是精神错乱（psychosis）的机制。 拉康认为，“压抑”了的东西还存在于“潜意识”（ “unconscious”,或译为“无意识”）中，其返回的形式是梦；而“排除”的东西则连“潜意识”中都不存在，其返回的形式是幻觉（Lacan, p.50）。具体到施瑞伯法官，拉康认为他的病因是“父亲的名字”在他童年的象征界中被“排除”了，而所谓“父亲的名字”在拉康那里是大写的“他者”——社会，语言，法律—— 的象征，这就埋下了施瑞伯法官后来的病根。 从拉康理论来看，现实中的父亲是否常在家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父亲的象征功能是否进入了小孩的“象征界”。即便父亲常不在家，但如果母亲常说“看你爸回家后怎么批评你”，则“父亲名字”的象征功能仍可实现。但如果“父亲名字”的“能指”(signifier)被从“象征界”排除，儿童就还生活在“镜像阶段”的“想象界”中。拉康的“镜像阶段”很类似弗洛伊德的“自恋阶段”，儿童在第一次照镜子时形成了完整的躯体感，进而通过反复照镜子的“蹊跷板”效应形成了“我”的概念，因此“镜像阶段”本质上是自恋的。 可见，弗洛伊德和拉康都认为锁定(fixation)在自恋阶段是施瑞伯后来的病根，他1893年担任德国萨克森州最高法院院长加剧了他对“象征界”——"大写的他者” （The Big Other）——的不适应，而返回（regression）到自恋，尽管弗洛伊德和拉康分别强调了“梦”和“幻觉”两种不同的返回机制。弗洛伊德和拉康这种追溯到童年的对施瑞伯后来的“精神错乱”的解释的可信度如何？ 施瑞伯幻觉中的一个关键是“阉割恐惧”（先被变为女人，才能和上帝交媾生产出新人类），而这是和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之一“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密切相关的。“俄狄浦斯情结”取自希腊神话中的“殺父娶母”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吴琼教授对此有比较简明的介绍：“弗洛伊德是在一个名叫小汉斯的儿童的病例----拉康在第4期研讨班中专门分析了这个病例----发现阉割情节的。 他说，不同性别的儿童在解剖学尤其生殖器官上的差异令他们产生了一种幻象，认为女孩子没有阴茎乃是被阉割的结果。这一幻象在男孩和女孩身上产生了不同的后果：男孩害怕被阉割，产生了阉割焦虑，并把实施阉割的主体归之于父亲；女孩只能无奈地接受现状，产生了一种被称为阴茎嫉妒的复杂感情。进而，处在俄狄浦斯情结阶段的男孩因为害怕被阉割而放弃对母亲的欲望，且去认同父亲，从而使他的俄狄浦斯情结得到解决；女孩则因为阉割情结而怨恨母亲，认为是母亲剥夺了她的阴茎，这种怨恨使得她再次把她的力比多驱力转投向父亲 …” (吴琼，第527页) 很多人（包括不少精神分析师）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犯了“泛性主义”的错误。最著名的反对者当属法国两位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师Deleuze和Guattari。他们的名著“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甚至有一节叫做“俄狄浦斯的帝国主义”。他们认为要从人所处的社会的性质，而不是返回所谓儿童的自恋阶段，来理解施瑞伯的“精神错乱”。 不过，正如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哲学家兼精神分析师Jonathan Lear在2015年出版的“弗洛伊德”一书第二版中所说，“俄狄浦斯情结”可以被广义的理解为儿童对在生活中重要的人（如父母）的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ambivalence），其具体形式可以有很多变种。 因此，对“俄狄浦斯情结”并不应从字面上的“殺父娶母”来理解，它也不是和人的“社会性”相对立的，但“俄狄浦斯情结”表明儿童的健康成长的“社会化”过程必然包含对某些原始的爱恨欲望的调节和控制。具体到施瑞伯法官的精神错乱，我们虽然可以如弗洛伊德和拉康那样追溯到童年自恋阶段的过长，但施瑞伯幻觉的内容里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特别是他“回忆录”里反复提到“犹太人的女性化”。 1903年，即施瑞伯回忆录出版的同一年，年仅23岁的魏宁格（Otto Weininger，1880-1903）在贝多芬曾住过的房间里自杀，其著作“性与性格”成为畅销书，其中大篇幅论述“犹太人”和“女人”的类似劣等性（他自己是犹太人，但1902年改信基督教）。施瑞伯回忆录中的受迫害幻觉中，就包括被换了“犹太胃”，这是和被阉割为女人的幻觉同时发生的，可见其幻觉的社会与时代背景。 更有趣的是，1941年5月10日，曾协助希特勒写完“我的奋斗”的纳粹党内第二号人物海斯（Rudolf Hess，1933-1941任纳粹党副元首，http://en.wikipedia.org/wiki/Rudolf_Hess）一人开飞机到英国“和谈”，希特勒得知后大怒，命令德国报纸报道海斯一直 “精神错乱”, 海斯也在英国接受军队心理分析学家的治疗，其间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终身监禁，直到1987年93岁时自杀。2012年，著名精神分析学者Daniel Pick (也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精神分析：非常简短的导论”的作者)发表了“希特勒，海斯和精神分析：对纳粹心理的探索”一书，他根据解禁的海斯的心理治疗病例资料，深入分析了海斯的童年经历和他1923年参加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后政治活动的互动，可以和弗洛伊德对施瑞伯法官的精神分析对照阅读，加深我们对童年经历和社会大环境在人的心理健康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理解。 原文发布于公众号 实验主义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