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贝克
[content]
论财富分配的逻辑和风险分配的逻辑
*乌尔利希·贝克
德国社会学家
慕尼黑大学教授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01
阶级特定的风险
风险分配的类型、模式和媒介与财富的分配有着系统的差别。但并没有排除这样的情况，即风险总是以层级的或依阶级而定的方式分配的。在这种意义上，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存在着很大范围的相互重叠。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像财富一样，风险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就此而言，风险似乎不是消除而是巩固了阶级社会。贫穷招致不幸的大量的风险。相反，（收入、权力和教育上的）财富可以购买安全和免除风险的特权。依阶级而定的风险分配的“规律”，以及因之而来的通过在贫穷弱小的人那里集中风险而形成的阶级对抗加剧的“规律”，早已经被合法化，并且在今天仍适用于风险的某些核心的维度。对于非熟练工人来说，失业的风险比熟练工人大得多。与在相应的工厂里工作相联系的来自工作压力、放射性物质和有毒化学物质的风险，在不同职业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特别是临近工业生产中心的居住区——永久地接触着空气、水和土壤中的各种污染物——它们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是比较便宜的。因为害怕失去收入，就会有更高的忍受限度。
不仅仅是这种社会过滤或放大效应产生了随阶级而定的苦痛。处理、避免或补偿风险的可能性和能力，在不同职业和不同教育程度的阶层之间或许也是不平等地分配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手头有必需的长期银行存折，就可以通过选择居住的地点或者自己建造居住地（或者通过买第二套住房、休假等等）来规避风险。膳食和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饮食和求知的模式也是如此。装得满满的钱包使你可以吃“精细饲养的母鸡”的蛋、用“嫩莴苣头”做沙拉。教育和对信息的关注开启了处理和规避风险的新的可能性。你可以躲开某些东西（比如铅含量高的老牛肝），通过成熟的营养膳食技术，你可以改变每周的菜谱，从而使北海鱼类中所含的重金属被分解、补充或者以猪肉和茶叶中的有毒化学物质来中和（但也许是加剧了它的作用？）。烹调和饮食正在变成一种含蓄的食品化学，一种其作用与巫婆的药锅正相反的东西，它是为了尽可能减弱有害的影响。为了运用“营养工程学”在化学工业和农业过量生产的污染物和毒物上搞一点自己的小花样，十分丰富的相关知识是必须的。然而，很有可能的是，基于阶级而分配的“反化学的”营养和生活习惯是依赖于知识，并且是通过对报纸、电视有关污染的新闻报道的反应而形成的。在用“营养学意识”全而武装的那部分人中，日常的“反化学”（作为化学工业的一个支系，它经常以整洁的包装送到消费者手上）将会把生活的所有户内领域——饮食起居、疾病闲暇——推向外部（而且已经是这样了）。从以上分析你可以得到这样的评估：通过这些反思性的和有充分资金保障的对付风险的方法，原来的社会不平等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得到了巩固。但这没有触及风险分配逻辑的核心。
与这种风险状况的加剧相应的是，秘密逃脱偿还风险债的途径和可能性在缩小同时又在普及。风险的指数式增长、逃脱风险之不可能、政治箝制和宣扬兜售逃脱的秘诀，这些东西是互为条件的。对某些食物来说，这些逃避秘诀还是有作用的，但在水的供应上，所有的阶层都使用同一个管道。当你在远离工业的“田园牧歌”里看到“森林遗骸”时，阶级界线在我们都呼吸的空气面前消失了。在这些状况下，只有不吃不喝不呼吸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而且即使这样，也只在某种程度上有作用。毕竟我们知道建筑上的石头和地面上的苔藓遭受了什么。
02
文明风险的全球化
这一切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套话：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随着现代化风险的扩张一自然、健康、营养等等的危机一社会分化和界限相对化了。由此不断出现判若云泥的结果。然而，客观地说，风险在其范围内以及它所影响的那些人中间，表现为平等的影响。其非同寻常的政治力量恰恰就在于此。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确实不是阶级社会；其风险地位或者冲突不能理解为阶级地位或冲突。
当你去审视现代化风险的特殊类型、特殊分配方式时，上述问题就变得更为清晰。它们拥有一种全球化的内在倾向。危险的普遍化伴随着工业生产，这种情况是独立于生产地的：食物链实际上将地球上所有的人连接在一起。风险在边界之下蔓延。空气中的酸性物质不仅腐蚀雕像和艺术宝藏，它也早就引起了现代习惯屏障的瓦解。即使是加拿大的湖泊也正在酸化，甚至斯堪的纳维亚最北端的森林也在消失。
图为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震灾所引起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影响范围，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公布。[图源：ngdc.noaa.gov]
全球化趋势带来不具体的普遍性的苦痛。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成为危险，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危险的了。如果没有逃避的可能，人们就不再去考虑它们了。这种末世论的生态宿命主义使私人和政治气氛的钟摆向任意的方向摆动。风险社会从歇斯底里转变到漠不关心的状态，然后再按相反方向运动。无论如何，行动是属于昨天的。或许人们能获得无所不能的和始终有效的杀虫剂。
03
“飞去来器效应”
包含在全球化当中却又明显与其相区别的是一种风险分配的模式，它拥有相当大的政治爆炸力。那些生产风险或从中得益的人迟早会受到风险的报应。风险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器效应”，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不会逃脱它们。前面提到的“潜在的副作用”甚至对生产它们的中心也是反戈一击。现代化原动力自身也深深卷入了它们释放并从中获益的风险旋涡之中。这能够以各种方式产生出来。
仍旧以农业为例。在德国，从1951年到1983年，每公顷的化肥消耗量从143公斤上涨到378公斤；而在1975年至1983 年间，农药的使用总量从2.5万吨上升到了3.5万吨。每公顷的产量也在增加，但没有化肥和农药的增长快。谷物的产量翻了一倍，马铃薯的产量增加了20%。这与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相比是不成比例的很小的增长，而相应的是耕种者可见可感的自然破坏程度的不成比例的极大增长。
这种惊人发展的一个突出指标，是很多野生植物和动物的急剧减少。“红名单”——官方用来记录这些对生物生存的威胁的“死亡证明”——越来越长。
格陵兰生长着680种植物，其中519种处于危险之中。依赖草场生活的鸟类，比如白鹳、麻鹬、草原石鹡，在急剧地减少；人们试图通过“草场鸟类计划”来保护巴伐利亚最后的鸟群……受到影响的动物包括地栖鸟类，处于食物链最高层的像猛禽、猫头鹰和龙蝇这样的动物，或者其特定的食物——如原来整个生长旺季都有的大型昆虫和花蜜——正在变得稀少的动物。（环境问题专家委员会，1985：20）
因而前面提到的那些“不可见的次级影响”，当它们使自己偶然的生产中心处于危险之中时，就变成可见的首要影响。现代化风险的产生伴随着“飞去来器弧线”。以数以十亿计的金钱支持的密集的工业化农业，不仅仅造成附近城市里母亲奶水和儿童身体中铅含量的非常规上升，还经常削弱农业生产的自然基础：土地肥力的下降，极端重要的动物和植物的消失，以及土壤侵蚀的危险。
社会危险的循环可以总结如下：在现代化风险的屋檐之下，罪魁祸首与受害者迟早会同一起来。在最难以想像的情况——次世界核大战中，它会明确地表现出来：战争同样摧毁了侵略者。这里变得明确的是地球变成了一个弹射坐椅，它不再承认富裕与贫穷、黑人与白人、北方与南方或者东方与西方的区别。但是，这种效应只有在它实际发生的时候才出现，但它实际发生时，它便不复存在，因为已经没有东西存在了。因而，这种启示录式的威胁不会在其现实的威胁中留下任何可靠的踪迹（Anders, 1983）。生态危机则不同。它甚至削弱农业的经济基础，从而减少了人们的食物供应。在这儿，影响是可见的，它不仅影响自然，而且影响富人的钱袋和当权者的健康。从主管当局——并且根本不分党派——你可以听见这个领域里尖厉的、启示录般的声音。
04
生态的贬值和剥夺
“飞去来器效应”不必通过对生命的直接威胁来表明自身，它也可以影响某些次级媒介，如金钱、财产和合法性。它不仅对单个的资源反戈一击，而且以一种整体的、平等的方式损害着每一个人。森林的破坏不仅仅造成鸟类的消失，也使土地和森林财产的价值下降。哪里建成和规划了核电站和火电厂，哪里的地价就会下降。城市和工业区域、高速公路和大道都污染着周边地区。也许对这样的问题还存在着争议：德国7%的土地是否因为这些影响而受到如此的污染，凭良心说已经不能进行耕种了；抑或这只是在不久的将来才会发生的事情。然而，原理是一样的：财产正在贬值，正在经受一种缓慢的生态剥夺。
这种影响可以是普遍性的。自然和环境的破坏和危险、食物和消费品中含有毒物质的新闻、有危险的——甚至更糟糕的，实际有害的——化学品、毒物或者反应堆事故，具有一种或缓或急的财产权的贬值和剥夺的影响。通过无限制的现代化风险的生产，一种使地球不适于居住的政策以突进与限制相交替的方式被实施，有时是以使灾难性加剧的方式。作为“共产主义威胁”被我们反对的东西，是作为我们绕开受污染的自然的行动总和发生的。在市场机会的争夺中，超出了意识形态的教条论争，所有的人都追寻一种“烧焦的地球”的政策去反对另外所有的人——伴随着轰动的却不能持久的成功。
那些被污染的和认为被污染的东西是属于你的，无论你是谁——因为社会和经济价值的丧失，区别已经没有意义了。即使维持着法律上的所有权，它也会变得无用和无价值。因而，在 “生态剥夺”的例子里，我们关心的是在维持法律所有权的同时社会和经济的剥夺。这适用于食物，同样也适用于空气、土壤和水。它适用于所有生活在它们之中的东西，尤其适用于那些依赖于生活在它们之中的东西过活者。“居住毒素”的讨论表明：所有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文化的东西都可以包含在这里。
隐藏在所有这些背后的基本认识要多简单有多简单：所有威胁地球上生命的东西，同样威胁那些依赖于生活和生活需求商品化过活的人的财产和商业利益。通过这种方式，一种真正的和系统加剧的矛盾，在增进工业化进程的利益和财产与它们常常是危险性的后果——这些后果使财产和利益受到威胁和剥夺（更不要说生活的财产和利益）——之间产生。
由于反应堆事故和化学物质灾难，在最先进的文明发展阶段，地图上的“空白点”再次出现。它们是那些威胁我们的东西的标记物。甚至是毒害事故或突然发现的有毒垃圾，都会使住宅区变成有毒废物区，使耕地成为废地。但存在很多初级的和隐匿的方式。从污染的海洋中打捞的鱼不仅威胁吃它们的人，而且也威胁所有依赖打鱼为生的人。整个工业区域变成了怪异的鬼城。这就是“飞去来器效应”的意愿：甚至使污染性工业的车轮停止。但不仅仅是它们的停止。化学烟雾不关心污染者补偿原则。在整体和平等的基础上，它打击所有的人，不管他或她在烟雾产生中担负什么责任。因而，化学烟雾当然不会是疗养院的广告可以利用的因素，也当然不是一个大推销员。法律上确立的、在这样的机构中有效地公布空气中最大烟雾水平（像空气和水的温度一样）的需要，会使温泉浴场管理机构和度假产业成为反污染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即使它们一直反对建立标准。
05
风险地位不是阶级地位
通过这种方式，伴随着风险的全球化，一种社会动力开始发挥作用，它不能再包含在阶级的范畴里并通过它加以理解。所有权意味着非所有权，从而意味着一种紧张和冲突的社会关系，在其中相互的社会认同还在发展和巩固——“那儿他们上去了，这儿我们下来了”。风险地位的状况是十分不同的。任何被它们影响的人都非常糟糕，但没有从别人（即没有受到影响的人）那里剥夺任何东西。用一个类比来表达就是：“被影响”的“阶级”并没有面对一个不受影响的“阶级”。它至多面对一个还没有被影响到的人组成的“阶级”。逐渐增加的健康的短缺，甚至将使那些（健康和福利）仍旧不错的人在明天就进人靠保险公司的“施粥场”过活的行列，后天就成为不法的和痛苦的贱民群体。
当局面对毒害事故和有毒废料丑闻，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法律、司法和补偿问题，说的都是一种明确的语言。对于智者，逃脱风险的自由可能一夜间就变成不可逆转的痛苦。围绕着现代化风险产生的冲突，是围绕着与进步和获利的原动力一致的系统原因发生的。它们与风险的规模和范围，以及随之而来的赔偿的要求和（或者）过程的根本改变有关。在这些冲突中，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可以继续进行对自然（包括我们自己）的开发，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进步”、“繁荣”、“经济增长”或者 “科学理性”这样的概念是否仍旧是正确的。在这种意义上，这里爆发的冲突具有了文明内部关于现代性正确道路的学说之争的特征。在很多方面，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阶级冲突相比，这些冲突更像中世纪的教派斗争。
工业风险和破坏都是不理会国家边界的。它们使巴伐利亚森林一片草叶的生命完全与有效的反对污染的国际协议联系起来。污染的超国家性再也不能以个别国家的努力来应对。从现在开始，工业国家必须同意依照它们的输出和输人的国内均衡来对它们进行区分。换言之，在不同的拥有“积极的”、“中性的”或者“被动的”的污染均衡的工业国家间，国际不平等出现了。说得更明白些，在“污秽的国家”和那些不得不来清除、吸纳或者以不断增长的死亡、剥夺和贬值来补偿的国家之间，国际不平等出现了。社会主义“兄弟般的共同体”很快也将面对这样的区分及其中的冲突根源。
06
作为命运的风险地位
与现代化风险在国际间的难以控制相应的是它们扩散的方式。至少对消费者来说，风险的不可见性几乎不可能使他们做出任何决定。它们是和其他东西一起吸入和吞下的附带产品。它们是正常消费的夹带物。它们在风中和水中游荡。它们可以是任何和所有的东西，而且与生活的绝对需求——呼吸的空气、衣食、居所——一起，它们通过了所有其他严密控制的现代性保护区域。不像诱惑人却也可以抛弃的财富——对于它们，选择、购买和决定总是可能和必须的——风险和破坏在所有的地方通过自由的（！）决定而隐晦和无阻碍地隐藏着。在这种意义上，它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文明的风险归因。在某些方面，这使我们想起了中世纪社会的地位命运。现在，发达文明中存在一种风险命运。人出生在哪里，就不可能以任何成就来脱离它，不可能以 “小的差异”（但有大的影响）——我们都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命运——来摆脱它。
因而，在开始着手去除归因、发展隐私性并把人们从自然和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发达文明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风险的全球归因，对于它个人的决策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仅仅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毒物和污染与工业世界的自然基础和基本生活过程纠缠在一起。我们无法决定的风险伤害的经验，使我们理解了那些惊颤、无助的暴怒和“没有未来”的感觉，人们矛盾地并带着必然不断增长的批判来回应技术文明的新近成就。创造并保持一种对不可逃避的事物的批判性的疏远是完全可能的吗？仅仅因为不能逃避就抛弃批判性的疏远，进而以冷嘲热讽或犬儒主义、漠然置之或者欢呼雀跃来逃避不可逃避的东西，这是可容许的吗？
07
新的国际不平等
世界范围内的平等的风险状况不会掩盖那些在风险造成的苦痛中的新的社会不平等。这些不平等特别集中地表现在那些风险地位和阶级地位相互交叠的地方——这同时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全球化风险社会的无产阶级居住在临近烟囱的地方，居住在第三世界的工业中心的精炼厂和化工厂的旁边。“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业灾难”（《明镜》）——印度博帕尔（Bhopal）毒物泄露事故，已经使这些观念进人全球公众的意识中。危险的工业已经转移到低工资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不是巧合。在极端的贫困和极端的风险之间存在系统的“吸引”。在风险分配的中转场里，“不发达的偏远角落”里的车站最受欢迎。而且你不得不做一个天真的傻瓜，继续假定当班的扳道工并不知道他们自己做了什么。对此更多的证据是，我们已经证实“新的”（创造工作机会的）技术对于无职业的偏远地区人口，存在“更高的接受性”。
图为位于博帕尔的事件纪念碑。1984年12月3日，印度中央邦的博帕尔市美国联合碳化物属下的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UCIL），设于博帕尔贫民区附近一所农药厂发生泄漏事件。这次泄露共造成558,125人受伤，包括38,478人暂时局部残疾以及大约3,900人严重和永久残疾。[图源：Wikipedia]
在国际范围内，物质的贫困和对危险的忽视相互重合的观点，在经验上是正确的。“一个德国发展专家是这样描绘在斯里兰卡对农药的随意使用情形的：‘在那里，他们赤手泼洒滴滴涕，整个人都变白了。’”在特立尼达的安的列斯岛（人口120万） ，据报道共有120人死于农药。“一个农民说：‘如果你在喷洒农药后没有觉得难受，那是因为你喷得还不够多。’”（《明镜》1984，第50期：119）
对这些人来说，拥有输送管道和球的化工厂的复杂装置是成功的昂贵标志。相比之下，它们所包含的死亡威胁，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不可见的。对化工厂来说，它们所生产的化肥、除草剂和杀虫剂首先标志着从物质需求中获得解放。它们是“绿色革命”的先决条件，系统地为西方工业国家所支持。在过去几年中，它们使食物产量增长了30%，在某些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甚至达到了40%。每年，“几十万吨的农药被播撒到棉花、水稻、烟草和果树田地里”，这一事实隐藏在这些明确可见的成功后面。在可见的因饥饿而死亡的威胁和不可见的因有毒化学物质而死亡的威胁之间的争论中，那些基于物质贫困提出的论据是胜利者。没有化学物质的广泛使用，土地的产量会下降，而害虫和腐烂也会造成损失。有了化学物质，贫困的边缘国家会建立它们自己的粮食储备，并获得一点点对有权势的中心工业国家的独立性。第三世界的化工厂加强了这种生产上的独立性和摆脱对昂贵进口产品的依赖的印象。反对饥饿、获取自主的斗争形成了一层保护外壳，在其后面，危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见的）都被压制和最小化，并同时通过这种方式扩大、散播并最终通过食物链回到了富裕的工业国家。
安全和预防性法规并没有充分建立，即使有，它们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常常是没有读写能力的那部分对工业一无所知的农村人口，很少能负担得起防护服装的费用，这给资方提供了难以想像的机会来合法化那些处置风险的方式，这些方式在具有高度风险意识的工业国家是不可想像的。资方用以制定严格的安全条例，知道它们无法施行，却硬说条例得到遵守。通过这种方式，资方使自己保持清白，廉价地和问心无愧地把事故和死亡的责任推卸给人们对危险在文化上的无知。当灾难真的发生，贫困国家的司法混乱和利益纷争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制定出一种抹杀和混淆的政策，通过有选择地界定问题以限制灾难性后果。从法律的束缚中脱离出来的生产的经济条件，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工业康采恩，并且和克服物质贫困、争取民族自觉的国家的特殊利益结合成一种爆炸性的混合物（这是在这个词最本真的意义上说的）。饥饿的魔鬼与倍增的风险的堕落天使争斗着。特别危险的工业被转移到贫困的边缘国家。第三世界的贫困与发达风险工业被放纵的破坏力量可怕地结合在一起。来自博帕尔和拉丁美洲的描述和报道说着它们自己的语言。
08
维拉帕里西
世界上最肮脏的化工城坐落于巴西……每年贫民窟的居民都不得不重修他们皱纹铁皮天棚，因为酸雨在腐蚀它们。任何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的人都会长皮疹，像巴西人说的：“鳄鱼皮”。
受影响最严重的是维拉帕里西的居民，一个5万人的贫民窟，大多数人仅能建得起普通的灰色石头小屋。他们甚至在超级市场出售防毒面具。大多数孩子患有哮喘、支气管炎、鼻喉疾病和皮疹。
在维拉帕里西，凭嗅觉找路是很容易的。在拐角处， 条露天的下水道在冒泡，另一处地方，有黏糊糊的绿色水流。一种像烧糊的鸡毛的味道指示着钢铁厂，而臭鸡蛋的味道则标志着化工厂。城市里的专家制定的排放标准，实行了一年半之后在1977年失败了。显然，它不能对抗污染。
这世界上最肮脏的城市的历史开始于1954年，当时巴西的佩格罗普拉斯石油公司选择了这个沿海的湿地建立精炼厂。很快，巴西最大的钢铁康采恩克斯皮亚和巴西美国合资的科佩格拉斯化肥公司也来了，跟着就是像菲亚特、道氏化学以及联合煤炭这样的跨国公司。这是巴西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军政府邀请国外的企业在那里生产有害环境的产品。“巴西还能担负得起进口污染”，这是计划部长保罗·维罗萨1972年夸下的海口。这一年召开了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他宣称，巴西惟一的环境问题是贫困。
“疾病的主要原因是营养不良，酒精和烟草”，佩格罗普拉斯公司的发言人说。“当他们从克帕特奥来的时候已经患病了，”联合煤炭的老板保罗·菲古艾里多认同这种看法，“而如果他们的病恶化了，就会算在我们头上。这根本不合逻辑。”多年来，圣保罗州州长一直试图给克帕特奥以新鮮的空气。他辞退了懒散的环保机构的13名官员，并启用计算机监控排放。但只有几千美元的罚款并没有触动那些破坏环境的人。
在这一年的2月25日，灾难发生了。因为佩格罗普拉斯公司的粗心大意，70万升的石油流进了维拉索科沼泽地上密集的房屋之间。在两分钟之内，火浪扫荡了贫民区。超过500人被烧死。小孩的尸体根本就找不到了。“他们是被烧成蒸汽了”一位巴西官员说。（《明镜》四84，第50期：110）
09
博帕尔
鸟从天空中坠落。水牛、奶牛和狗横死在街道和田地里——在中亚（原文如此）的阳光下几个小时膨胀起来。所有的地方都有窒息的人，他们蜷曲起来，口吐白沫，抽搐的双手抠进土地里。在这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有3000个这样的人，新的受害者仍不断被发现当局已经停止计数。2万人可能失明。同时有20万人受伤。
在博帕尔城，一场史无前例的工业灾难于上星期天晚上和本星期一早上发生了。毒气云从一家化工厂发散出来，形成了超过65平方公里的寿衣；当它最终消散的时候，令人作呕的甜甜的腐败味到处都是。城市成为和平中的战场。印度教徒在柴堆上焚烧死人，每次25个。很快火葬用的水头就没有了，于是改用煤油。穆斯林的墓地变得过分拥挤。早先的坟墓不得不挖开，这触犯了伊斯兰的戒律。“我知道把两个人葬在同一个墓里是罪过，”其中一个挖墓者抱怨说，“也许安拉会宽恕我们。我们在一个墓里埋了三四具乃至更多的尸体。”
1984年12月3日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
然而，与物质贫困相比，因为这些危险造成的第三世界的贫困化，对富裕的社会是具有传染性的。风险的倍增促使世界社会组成了一个危险社区。“飞去来器效应”精确地打击那些富裕的国家，它们曾经希望通过将危险转移到国外来根除它们，却因此不得不进口廉价的食物。杀虫剂通过水果、可可和茶叶回到了它们高度工业化的故乡。极端的国际不平等和世界市场的相互联系使边缘国家的穷邻居来到了富裕工业中心的门槛外。他们成为国际污染的温床，就像狭窄的中世纪城市中穷人的传染病一样，是不会绕过那些世界社区的富裕邻居的。
10
两个时代、两种文化：
论风险的感知和风险的生产间的联系
因此，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中的不平等是相互重叠和互为条件的；后者可以产生前者。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给风险的生产提供了无法攻破的防护墙和正当理由。这里必须在对风险的文化和政治的关注与它们实际上的扩散之间进行精确区分。
在阶级社会中，跨越了所有阶级隔阂的主要关注点是可见的物质需要的满足。在这里，饥饿与剩余或者权势与弱小相互对峙着。困苦不需要自我确证。它就是存在着的。它的直接性和可见性与财富和权力的物质证明相对应。在这种意义上，阶级社会的确实性是可见性文化的确实性：饥饿憔悴与饱食肥满、宫殿与棚屋、华丽与褴褛相对照。
这些明确有形的性质在风险社会中不再能够保持。不可感知的东西不再是虚幻的东西，甚至反过来是一种更高程度的危险现实。当下的需要与已知的风险因素竞争着。在风险的优势统治下，可见的稀缺或剩余的世界变得昏暗起来。
在可感知的财富和不可感知的风险的竞赛中，后者不可能取得胜利。可见的不能和不可见的竞争。这种自相矛盾判定：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可见的风险赢得了比赛。
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感知的风险的忽视——它总能在对有形需要的消除中找到自己的正当理由，而事实上它确实拥有这样的正当理由（看看第三世界吧！）——是风险和威胁生长、开花和繁殖的文化和政治土壤。在阶级、工业和市场社会问题与风险社会问题之间的相互重叠和竞争中，依据权力关系和重要性标准，财富生产的逻辑总能取得胜利，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风险社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需求的具体性压制着对风险的感知，但这仅仅是对风险的感知而不是其实质和影响；被否认的风险增长得异常迅速和完全。在以化学工业，也包括反应堆技术、微电子技术和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社会生产的某个阶段，财富生产的逻辑和冲突的优势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险社会的社会不可见性，并非其不现实性的证据；相反，它是风险社会的原动力，因此也是风险社会正在成为现实的证据。
这就是阶级地位和风险地位在第三世界里相互重叠和加强的事实所告诉我们的；然而，这同样也适用于富裕工业国家里的行动和思想。保护经济复苏和增长仍旧享有无可置疑的首要地位。失业的威胁被大肆渲染，这是为了使规定的标准排放口更大些，使管制更松懈一点，或者是为了阻止任何对食物中有毒残余的调查。出于经济后果的考虑，没有对整个化学制品的记录；它们的存在是不合法的，出于上述原因却可以自由地流通。与环境风险斗争本身就成为了工业的一个兴旺分支，在德国它因确保了数百万人的安稳（太安稳了）工作而被默认了。
与此同时，精确的风险“管理”工具正被磨得锋利，斧子正被抡起来。那些指出风险的人被诽谤为“杞人忧天”和风险的制造者。他们所表明的威胁被看作是“未经证实的”。他们阐明的对人和动物的影响被称作“骇人听闻的夸张”。人们说，在确定情况如何并进行合适的测量之前，必须进行更多的研究。只有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才能给进一步的环境保护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他们祈求对科学和研究的信任。他们说，他们的理性迄今为止找到了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法。对科学的批判和对未来的焦虑被污蔑为与“非理性主义"类似。它们被假定为邪恶的真正根源。风险属于进步就像起伏顛簸属于高速行驶的船只。风险不是现代的发明。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都忍受着它。比如，死于交通事故。可以这么说，每年德国都有一个中型城市消失于无形。人们甚至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有很多空闲土地和天空可以用于发生由放射性物质或废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引起的小型灾难（鉴于德国的安全技术，这些灾难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极为不同的）。
即使这种解释占有优势地位，它也不会使我们看不到它的不现实。它的胜利是损失巨大的胜利。这种观点在哪里流行，它就在哪里产生它所否认的风险社会。但这里不存在安慰；相反，只有不断增长的危险。
11
世界社会的乌托邦
因而，同样并且特别是在否认和无感知中，全球风险的客观社区（objective community）形成了。在各种各样的利益后面，风险的现实威胁着、增长着，根本不管社会的和国家的区别。在独立的围墙后面，危险肆无忌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宏伟的和谐将在不断增长的文明风险面前崩溃。恰恰是在处置风险方面，各种各样新的社会分化和冲突出现了。这些现象不再与阶级社会的计划有关。它们首先从晚近工业社会的风险的两面性中产生：风险不再是机会的阴暗面，它们也是市场机会。与风险社会发展相伴随的是那些因风险受折的人和那些得益于风险的人之间的敌对。知识在社会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类似地增长着，随之而来的是控制媒体塑造知识（科学研究）和传播知识（大众媒体）的权力。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同时也是科学社会、媒体社会和信息社会。因而，新的对立在那些生产风险定义和消费风险定义的人之间出现了。
这些商业和消除风险间的紧张，以及风险定义的生产和消费间的紧张，延伸到所有的社会行动领域。这里存在着有关风险的规模、程度和紧迫性的界定的斗争的根本源泉。通过确定可接受的水平，作为患者和牺牲者受害的人数或增加或减少。通过勾画出因果关系，公司和职业被推到遭受谴责的枪口上。政客和政治活动通过抓住个别事件来缓解压力，而不是整体地为事故和破坏负责。另一方面，风险界定的观察者接管并扩大了他们的市场机会。某些人，如化学家，脚踩两条船；他们使人患病，然后又给人药片来医治他们继发的疾病（比如，过敏症的治疗）。
风险的市场开拓支持了一种普遍的在揭露和掩盖风险之间的摇摆——其结果是，最后没有人清楚是否“问题”可能有“解答”或者恰恰相反，没有人清楚谁从什么得益了，没有人清楚哪里创新的责任通过因果的推测被掩盖或取消了，也没有人清楚是否整个有关风险的讨论并不是有着颇为不同的意图的政治戏剧错位的表现。
但与财富不同，风险总是仅仅产生局部的两极分化，这些分化基于风险也同时生产的益处，至少当它们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时候是这样的。只要增长的破坏因素被发现，这些益处和差异就消逝了。迟早，风险仅呈现给我们威胁，它将使与之相关的益处相对化并削弱，并且正是随着危险的增长，在不同的利益间，它们使风险的共同性成为现实。通过这种方式，在风险折磨的苍穹下——无论它有多么宽广——共同性同样在对抗背后形成。为了预防核能和有毒废料的危险，阻止对自然的明显破坏，不同阶级、党派、职业群体和年龄群体的成员团结起来形成公民运动。
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产生了新的利益对立和新型的受威胁者共同体，它的政治实施能力仍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只要现代化危险普遍化并因而席卷了那些保留下来的未卷入地区，风险社会（与阶级社会相对）就发展出一种团结处于全球风险地位上的受害者的趋势。因此，在有限的情况下，朋友和敌人、东和西、上和下、城市和乡村以及南和北都暴露于指数式增长的文明风险的同等压力下。风险社会不是阶级社会——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强调。它们包含了一种基层的摧毁边界的发展动力，通过它，人们在文明自陷危境的一致状况下被推到了一起。
就此而言，风险社会控制了冲突和一致的新的源泉。消除短缺的位置被消除风险所代替。即使仍旧缺乏旨在消除风险的政治组织的意识和形式，你仍可以说风险社会通过它释放的带来威胁的动力而削弱了民族国家以及那些军事同盟和经济集团的边界。阶级社会能够被组织为民族国家，风险社会则带来了 “危险社区”，它最终只能被组织为联合国。
因而，在现代化进程中文明所发展的自陷危境的潜在可能性，也使世界社会的乌托邦有了更多的现实性或者至少有了更大的紧迫性。19世纪的人们因为经济破产的惩罚而必须学会使自己服从于工业社会和付薪劳动的条件。同样，他们在今天和未来因为文明劫难的阴影，同样要学会坐下来去寻找和实施解决跨越所有边界自我施加的威胁的方法。这个方向上的压力在今天已经可以被感觉到。环境问题只能以一种客观上有意义的方式加以解决，这在于跨越边界的谈判和国际协议，相应地也在于跨军事同盟的会议和协议。拥有难以想像的破坏力的核武库的威胁扰乱着不同军事区域中的人们，并且创造了一个危险社区，它的生存能力仍旧必须得到自我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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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真空
但是，那些从我们不能理解的恐怖中至少获得某种政治意义的尝试，不能使我们漠视这样的事实：这些新发的客观共同危险，在政治和经济意义上，迄今为止还在稀薄的空气里飘荡着。
相反，它与民族国家的利己主义和普遍存在的内社会党派（intrasocial party）、工业社会的工业和利益组织相抵触。在社团主义社会的丛林中，这样跨越群体的全球风险是没有其位置的。在这里，每一个组织都有它的委托人和社会基础，它们由对手和盟友组成，相互促进和竞争。危险的共同性使利益群体组织的多元化结构面临着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它混淆了那些共同设计出来并很好地得到保持的妥协惯例。
图为2019年亚马孙森林火灾。以“联合国”的形式作为应对风险社会衍生的“危险社区”的主体，在当前形势下仍是阻力重重：2019年8月2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亚马孙森林火灾称作是一场“国际危机”，并呼吁说：“G7峰会的成员国们，让我们两天后讨论这个紧急首要议题。”此语遭到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的批评并且称“亚马孙大火是巴西内政”。[图源：新浪财经]
的确：危险在增长，但它们在政治上没有被改造为预防性的风险管理政策。甚至，哪种政治体系或政治制度能够承担这项任务还是不明确的。一个不可理解的社区与问题的不可理解性相应产生。但它更多地仍旧是一个理念而不是现实。与此同时，一个制度化的政治能力或者甚至是一种有关它的理念的真空出现了。这个有关危险如何在政治上被处理的问题的开放性，与不断增长的行动和制定政策的需要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后面隐藏着很多问题，其中之一仍旧是政治主体的问题。19世纪的阶级社会的理论家以足够的理由选择了无产阶级充当这个角色。他们这样做有自己的理论困难，今天这些困难还存在着。这一假设在社会和政治上的显而易见性正在衰退，准确地说，这是因为它太正确了。工人的政治和工会运动的收获是巨大的，它如此巨大以至于它削弱了工人先前作为未来领导者的角色。它更多地成为正在被未来腐蚀的既得利益的保护者，而不是一种政治想像的源泉——凭借它，可以去寻找并找到解决风险社会威胁的答案。
在风险社会中，与阶级社会政治主体——无产阶级——相应的，仅仅是或多或少由有形的大规模危险造成的所有人的受害。你不必是个弗洛伊德主义者，就会相信如此广泛的焦虑可以很容易地被压抑。每一个人但又没有人对此负责。在古典工业社会中，每个人都参与为了他自己的工作的斗争（收入、家庭、斗室、汽车、爱好以及休假的愿望等等。如果这些都失去了，那么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处于一个窘境——污染或不污染）。但无形的、普遍的折磨在政治上能被完全组织起来吗？“每个人”能成为政治主体吗？从危险的全球性到政治意愿和行动的共同性，这在因果关系上是不是过于跳跃了？全球化和整体的受害难道不是一个不去注意那些成问题的处境——或者仅仅间接地注意——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东西上去的理由吗？这些难道不是制造替罪羊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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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型团结到焦虑促动型团结
即使政治的表达是开放的并且政治的后果是暧昧的，在从阶级社会到风险社会的转变中，社群的性质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概括地说，这两种类型的现代社会表达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阶级社会在它的发展动力上（在它从“机会均等”到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各种变化这些不同的表述中）仍旧与平等的理念相联系。风险社会就不是这样。它通常的对应方案（counter-project）——这既是它的基础又是它的动力——是安全。“不平等的”社会价值体系被“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取代。平等的乌托邦包括很多实质的和积极的社会变迁目标，而风险社会的乌托邦仍旧是特别消极的和防御性的。基本上，人们不再关心获得“好的”东西，而是关心如何预防更坏的东西；自我限制（self-limitation）作为一种目标出现了。阶级社会的梦想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和应该分享蛋糕。风险社会的乌托邦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免受毒害。
在基本社会境况中——两个社会中的人们在此境况中生活和结合在一起，它推动他们、区分他们、融合他们——存在着相应的差别。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的形式标示着一个社会时代，在其中产生了由焦虑得来的团结并且这种团结形成了一种政治力量。但是，焦虑的约束力量如何起作用甚至它是否在起作用，仍是完全不明确的。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焦虑社群可以对抗压力？它们使什么样的行动动机和推动力产生作用？焦虑的社会力量真的会打破个体的功利评判吗？产生焦虑的危险社群是如何构成的？它们以什么样的行动模式来组织？焦虑将会使人们投入非理性主义、过激行为和狂热吗？迄今为止，焦虑还没有成为理性行动的基础。这一假设也不再成立了吗？焦虑——不像物质需要——或许是一种政治运动不牢固的基础？焦虑社群甚至可能因为相反信息的细微气流而被吹垮吗？
本文选自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第二章，何博文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