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谓法律领域中最基本的价值之一。从刑事司法的角度讲，“法之所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然而，现实真是如此吗？2014年元旦刚过，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减刑出监后潜逃海外一事出现在媒体上，其违法减刑一案背后的内幕不断被揭出，警察、法官和律师共24人涉嫌犯罪。类似的报道还有一些。综观近两年的报道，媒体对有钱人、有权人减刑的关注焦点集中于公正性上，这不仅反映出我国减刑实践中“有钱人、有权人的减刑机会更多”这一具体现象，而且也一定程度上揭开了一个严重侵蚀刑事司法正义却又被长期忽视的“黑洞”——监狱内的刑罚执行公正性问题。正是如此，中央司法文件对涉及“有钱人或有权人”（以下简称“能人”）的减刑问题三令五申，其中，2014年中央政法委《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特别提到了“三类罪犯”（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减刑问题，《意见》指出，“坚决杜绝社会反映强烈的‘有权人’、‘有钱人’被判刑后减刑快、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比例高、实际服刑时间偏短等现象。”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律监督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多次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专项检察活动，严查“花钱买刑”、“以权赎身”，以确保刑罚变更执行合法、公正。

刑罚执行程序是刑事司法的最后一道关口，如果设计不合理，那么，即使刑事实体法制定得再好，此前的刑事诉讼程序再公正，最终也会因刑罚执行程序的缺陷而功亏一篑。这其中尤其以减刑程序为最，与域外国家相比，中国的减刑制度要远远比假释等重要，因为从实务数据上讲，我国各地区减刑的适用比例大致在25—30％之间，而适用假释的比例却长期维持在3％以下，个别省份甚至更低。而国外正好相反，缓刑和假释的比例一般都在50％以上，而减刑却相对少见。透过张海案等热点案件，我们对我国减刑程序中“能人”获得优遇的情况有了若干了解；针对我国减刑立法和实践中的问题，以往学界也提出了相应的改革主张，认为减刑程序应进一步诉讼化、公开化，并应着力加强检察监督。这些改革见解沿着刑事司法正当化的路径和脉络有力地推动了刑事执行制度的细化与完备。然而，减刑问题的研究似乎并不应停留于此，毕竟，媒体评介往往具有猎奇特性，立法研讨也需要更坚实的实证基础。总体上，当前我国刑罚执行程序的实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限于罪犯教育改造质量评估方面的研究。基于这一基础预设，本文拟以华东地区A市B法院的1702份减刑裁定书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并结合针对减刑执行者（狱警）、减刑裁判者（法官）和减刑监督者（检察官）的深度访谈，试图探讨以下几个实证性问题：第一，中国刑罚执行中的减刑实践是否像媒体报道的一样存在不公平对待现象？即因为当事人能力上的差别——有权（钱）人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更容易在法律程序中胜出或占据优势？该当事人能力理论，最早由美国著名法社会学者马克·格兰特提出后来经斯坦顿·韦勒等学者发展，现已成为各国分析司法公平问题的重要理论模型之一。第二，如果存在媒体报道的“有权（钱）人更容易获得减刑”的现象，那么其根源为何，是仅仅因为“当事人能力”上的差别吗，还是仍然有中国减刑程序和实践机制上的原因？第三，近年来，中央司法政策要求从严把关三类罪犯的减刑，最高人民法院也对减刑程序进行修改，要求对三类罪犯的减刑采取开庭审理的方式，一些地方还试行了检察机关的同步监督制度。这些政策要求、规则修订、地方试点能遏制减刑不公平现象吗，能否成为避免“有权（钱）人更容易获得减刑”现象的长效机制？通过回答以上重要的实证问题，本文也希望借此透视转型期中国监狱减刑的运行实践及其深层逻辑，力图将刑事司法公正性研究拓展到刑罚执行程序中。

（―）数据来源：A市B法院的减刑裁定书

本文首先是一项以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笔者收集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公布的华东地区A市B法院在2014至2015年期间的所有减刑裁定书，总计1812份。之所以选择A市B法院作为分析样本主要是因为：其一，A市是华东地区有代表性的城市，法治化程度较高。在一系列与法治相关的评估中表现较好。因此，A市减刑的实践情况可以代表我国法治发展较好区域的实务特征，而如果A市减刑实践的表现一般或较差，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测其他地区的情况可能更差。其二，B法院是A市三个中级法院与一个高级法院中落实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最好的，其减刑裁定书也最多，达到实证分析的要求。另外两个中级法院和一个高级法院分别公布了23份、360份和88份。由于有期徒刑减刑是减刑实务中的主要形态，因此，笔者从A市B法院1812份减刑裁定书中抽取了涉及有期徒刑减刑的全部裁定书，共1702份，并计算了这些减刑裁定书中的减刑系数。尤其区分了三类罪犯的有期徒刑减刑系数、非三类罪犯的有期徒刑减刑系数，以考察三类罪犯与非三类罪犯在有期徒刑减刑系数上是否有差别。当然，上述数据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B法院在网上公布的减刑裁定书可能并不是整体，但是，从样本可得性的角度讲，这似乎无法克服。而且，本文搜集的1702份减刑裁定书已经是非常全面的样本数据。为了弥补数据上的有限性，并多维度地了解有期徒刑减刑程序的运行情况，笔者还对A市的11名狱警，检察院系统负责监所检察工作的19名检察官，以及法院系统的9名法官进行深度访谈，以了解这些一线刑事司法实务人员的经验、看法和态度。此外，还收集了一些关于减刑程序的二手数据，如媒体报道和学术文献。

（二）操作工具：有期徒刑减刑系数

系数，指两个有比例关系的量之间的比。有期徒刑减刑系数，是指有期徒刑的减刑幅度与减刑所经历时间之比。其中，减刑幅度为罪犯某次减刑被减去的天数，减刑所经历时间为两次减刑裁定之间的天数，若为首次减刑则为减刑计分起始日至首次减刑裁定日之间所经历的天数，减刑计分起始日一般是罪犯进入监狱开始执行刑罚的时间。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中，c为有期徒刑减刑系数，Tc为减刑幅度，Tp为减刑所经历时间，减刑幅度和减刑所经历时间的单位均为“日”。例如，某罪犯经过半年时间的改造，即减刑所经历时间为180日，监狱提请减刑3个月，即减刑幅度为90日，那么他的减刑系数就是0.5，计算方法是c＝180／90＝0.5。通过该计算公式可以得知，无论一罪犯经历的减刑时间到底有多长，有期徒刑减刑系数越大，就说明他／她在单位时间内所获得的减刑量越大，也即在相对较短或同样的服刑时间内获得更多的减刑幅度。

在有期徒刑减刑系数中，比较重要的分类方式是首次减刑系数与非首次减刑系数。首次减刑，专指有期徒刑罪犯服刑期间的首次减刑。绝大多数服刑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会经历看守所、新收犯监狱和服刑监狱等多个监管场所。根据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6条规定，有期徒刑的减刑起始时间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当服刑监狱对罪犯启动第一次减刑时，也就会将减刑（与此同时，考核计分）的起算时间确定为罪犯交付执行刑罚的日期，这一日期还可以是判决确定之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或生效判决书上所载明的日期。在实践中，非首次减刑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死刑缓期执行和无期徒刑罪犯减为有期徒刑后的减刑（不包括减余刑），另一种是有期徒刑罪犯第二次及第二次之后的减刑（也不包括减余刑）。本文中所涉及的非首次减刑主要是后一种情况。由于通常情况下罪犯第一次减刑所经历时间比其之后减刑的经历时间要长，即分母较大，首次减刑系数一般要小于非首次减刑系数。

（三）理论模型：减刑系数与减刑合理性的关系

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司法政策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只要符合减刑的条件，无论所犯罪行轻重，都可以获得减刑，甚至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应当获得减刑。这主要是因为：从再犯可能性的角度讲，已经消除了人身危险性的罪犯没有必要执行全部原判刑罚；从刑罚效益的角度讲，多余的刑罚也是一种司法浪费；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讲，减刑使罪犯已有的善行得到鼓励。当然，减刑也必须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否则，刑事审判和刑罚的严肃性都将受到损害，而且，容易导致罪犯心生侥幸，进而危害到通过刑罚降低罪犯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根本目的。为此，《刑法》第78条有“有期徒刑实际服刑时间不得少于原判的二分之一”等对减刑总量的法定限制要求，同时，《规定》也有关于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和幅度等方面的限制要求，如第6条规定“有期徒刑罪犯的减刑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为：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一般在执行1年6个月以上方可减刑，两次减刑之间一般应当间隔1年以上。被判处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比照上述规定，适当缩短起始和间隔时间。确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不受上述减刑起始和间隔时间的限制。有期徒刑的减刑起始时间自判决决定之日起计算。”

然而，上述关于起始和间隔时间的减刑限度仅仅是一种幅度规范，并不意味着符合这些幅度就一定合理，相反，某一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减刑幅度可能蕴含着不公平现象（减刑公平性问题）或不均衡现象（减刑均衡性问题）：第一，减刑公平性问题主要体现为对不同罪犯的同样改造表现是否同样对待了。具体而言，某罪犯的减刑幅度虽然符合法律或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会不会因为服刑人员的身份有差别，就给予了不同的对待呢？这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通过减刑系数来测量，如果某类罪犯的减刑系数比其他类别的罪犯减刑系数更大，那么就可能会存在减刑公平性问题。当然，对于某类罪犯（如三类罪犯）而言，不排除他们确实比其他类别的罪犯改造效果更好的情况？但是，当他们的减刑系数更大时，至少该监狱的减刑操作值得注意或警惕。第二，减刑均衡性问题主要体现为对同一（类）罪犯在不同时期的同类表现是否同样对待了。这也可以通过减刑系数的变化反映出来。尽管同一（类）罪犯在不同年份的服刑表现可能会有差别，但如果同一（类）罪犯在不同年份上的减刑系数有较大差别，也很难讲该减刑实践实现了减刑均衡性，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政策等方面的影响。

第二，2013年以前，三类罪犯的非首次减刑系数也要高于非三类罪犯的非首次减刑系数。在2013年以前的减刑处理中，三类罪犯的非首次（包括第二次和第三次）减刑系数分别为0.515和0.529，而与之对应的，非三类罪犯的非首次（包括第二次和第三次）减刑系数分别为0.491和0.489。三类罪犯的非首次减刑系数分别高于非三类罪犯的非首次减刑系数4.9％和8.2％。（如图1）这说明在2013年以前，三类罪犯的非首次减刑也相对更容易。

（二）2014—2015年的减刑实践：“能人”仍获得优遇吗？

第一，与之前的年份相比，2014—2015年全部罪犯的首次减刑系数和非首次减刑系数均呈下降趋势。一方面，如图2所示，全部罪犯的首次减刑系数在2006年和2007年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状态，分别为0.249和0.240，2008年至2013年在较高位徘徊，其中，2009年至2011年的数据最高，高于0.300；而到了2014年和2015年，全部罪犯的首次减刑系数降低至0.201和0.189。另一方面，全部罪犯的第二次减刑系数自2008年和2013年期间，一直在高位徘徊（0.500左右）；而到了2014年和2015年则降低至0.412和0.341。第三次、第四次减刑系数也呈现出类似趋势，其中，第三次减刑系数在2010年和2013年之间，以及第四次减刑系数在2012年至2013年之间，基本上都处于0.450以上，而到了2014年和2015年都降至0.400以下。第五次减刑系数因为处于2014年和2015年，数据更是低到了0.300以下（如图2）。这说明，近两年A市减刑操作者在减刑尺度的把握上正趋于严格。

第二，2014年以后，在总体减刑趋于严格的情况下，三类罪犯的减刑数据呈现出更为严格的趋势。如表3所示，其一，与2013年以前的情况相比，2014—2015年三类罪犯的首次减刑系数和非首次减刑系数均呈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首次减刑系数下降了34.2％，非首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减刑系数分别下降了37.9％和41.4％。其二，与2013年以前的情况相比，2014—2015年非三类罪犯的首次减刑系数和非首次减刑系数也均呈下降趋势。其中，首次减刑系数下降了34.1％，非首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减刑系数分别下降了23.6％和24.5％。其三，虽然三类罪犯的首次减刑系数的下降幅度仅仅略高于非三类罪犯的下降幅度，但是，三类罪犯的非首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减刑系数的下降幅度（37.9％和41.4％）却明显大于非三类罪犯非首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减刑系数的下降幅度（23.6％和24.5％），前者基本上是后者的1.5倍以上。这说明，近两年A市减刑操作者在三类罪犯减刑尺度的把握上不仅较之以前更严格，而且在严格程度上要明显严于非三类罪犯。

第三，三类罪犯的减刑不仅呈现出大幅度的下降趋势，而且其减刑系数已经接近或低于其他类型的罪犯。如表3所示，如果说在2013年以前，三类罪犯的首次减刑系数还高于非三类罪犯的情况，那么，2014—2015年三类罪犯的首次减刑系数（0.210）就已经基本接近于非三类罪犯的首次减刑系数（0.193）。而三类罪犯的非首次减刑系数已经小于非三类罪犯的非首次减刑系数。可见，A市三类罪犯在2014年以后的减刑实践中，既不再具有2013年以前的优势，也不再具有较之于非三类罪犯在2014年以后的优势，即三类罪犯已不再享有优遇，甚至相反，三类罪犯的身份反而在他们能否获得减刑以及获得多少减刑的问题上带来了负面影响。

对此，据驻监狱的检察官在访谈中向笔者介绍：“在此之前，监督的效力主要取决于被监督者的意愿。你给他（减刑申请机关一监狱）发了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检察意见书，他不纠正或不听，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样。而且，他们内部还不把这个作为负面的绩效考核指标，所以根本没有刚性的约束力。当然了，我们也并不是很情愿严格监督，一个是面子上过不去，另一个案子多我们应付不过来。”“2013年以后就不一样了，起码他们必须得拿到我们的检察意见书，不然人家法院对减刑申请的案子就不收了。而且，2014年中央政策这么严，他们也不敢不听了。不然，他们自己也会有麻烦，毕竟中央的政策要求严查减刑中的腐败犯罪。”

本文在前面分析2013年以前的数据时，指出“能人”确实可能因当事人能力而获得减刑优遇，同时，也能够利用减刑标准的不明确、减刑审理的不公开、减刑权力的不受制约而得以侵入和影响减刑程序的实践操作，从而得到有利于自己的减刑申请和减刑裁定。然而，基于2014年以后的数据及分析，我们只能得出以下结论：其一，三类罪犯在当事人能力或角色上的优势不仅不见了，而且还带来了负面效果。数据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减刑系数不仅不再高于其他，反而急剧降低并低于其他类型的罪犯。例如，在黄光裕减刑案中，黄光裕在执行刑罚7年半后，累计获减刑1年9个月。这与以往一些能人“以权赎身”、“提钱出狱”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其二，三类罪犯本来可以利用巨大的执法／司法裁量和普遍的执法／司法寻租，并结合自身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从而获利，然而，2014年，中央政策收紧且专门针对三类罪犯，使得基层减刑执法和司法操作矫枉过正在具体执行标准不明的情况下，为了不踩政策红线，有些地方甚至针对‘三类罪犯’的减刑就干脆没搞了。因为这样最保险，不会出错。”这种选择性怠于行使职权的司法行为，虽然符合具体司法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保全了自身的实际利益，却无疑损伤着减刑程序的实质公正，致使一些认罪伏法的特定类型罪犯可能因政策限制而无法得到同等对待。总体上，在转型中国，当事人能力理论在解释减刑不公现象时只能是部分有效，而2014年之后减刑不公现象之所以暂时收敛，除了因为司法解释对减刑裁量空间进行了缩减，更重要的乃在于中央司法政策针对减刑腐败问题的强力打击。甚至，当事人的“能人”身份，还可能在严厉政策面前给当事人产生负面效果。

此外，由于法律上并未明确规定检察院驻监狱检察部门在了解、调查、核实罪犯服刑期间悔改或立功表现方面的权力，因此，同步监督的试点举措在实践中也并不有力，甚至在机制上慢慢地发生了异化。“法律上规定的不是同步监督机制，而是规定的在法院裁定作出后的事后监督机制。实践中的做法极不统一，也不规范。政策上要求‘没有检察机关的意见书，法院就不受理案件’。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践中往往会这么做，即监狱一般在减刑评审委员会评审和公示后，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前，将案卷所有材料送驻监狱检察室。在监狱大墙内，总体上，监狱强势，检察弱势的情况下，驻监狱监察室往往一般都不会有大的反对意见。”“甚至，我听说有些外地的监狱和驻监狱监察部门干脆搞成了合署办公，两者一起讨论决定减刑问题。无论如何，在监狱的减刑申请书与驻监狱检察部门的检察意见书意见统一的情况下，反而构成了对法院的一种约束，即检察机关都认同减刑申请，你法院为何不同意？！”

通过以华东地区A市B法院的减刑数据为分析样本，在2013年以前，因职务犯罪、金融类犯罪等被定罪的服刑人员的减刑系数较大，一定程度上符合当事人能力理论。然而，单纯当事人能力理论尚不足以解释“减刑阿富贵”这一实证现象，2014年以后的数据显示，针对三类罪犯的减刑反而表现出陡然下降的趋势，且减刑系数低于非三类罪犯。这也主要是因为中央出台了严格控制三类罪犯的减刑政策，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修订减刑程序的司法解释强化了三类罪犯减刑程序的公开性，而地方检察机关的试点举措更是强化了减刑程序的权力制衡。

我国减刑规范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减刑实践的运行情况也与减刑规范的宏旨有较大的鸿沟，基层减刑主体的行动逻辑很大程度上不是法律中心主义的，甚至不是司法解释中心主义的，相反，更可能是政策导向的和地方主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减刑不阿富贵”的立法理念并没有很好地贯彻到执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当然，在中央强力主导的政策变动下，不仅当事人的能力优势会短期失灵，司法程序上的操作漏洞也会被暂时冰封，甚至起到了推动规范修订和实践试点的改革作用。可以说，政策性清理与运动式治理乃是转型中国刑事司法的重要特征。然而，亟需正视的是，这些运动式治理的效果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却值得担忧，同时，在运动式治理的背景下，甚至会直接导致某一种罪犯的减刑政策比其他类别罪犯的减刑政策更紧缩，这反而可能会带来新的减刑不公现象——该减的不减。总之，这些都值得我们从法治全局、司法治理的深层逻辑进行更多元的思考！

此外，本文的分析也展示出当前一些致力于程序正当化的改革举措（如规则细化、公开审理、强化监督等）在实践中却并未起到应有的绩效，甚至还一定程度上损伤着立法改进的权威性，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程序改革本就是基于政策而推动的，具有“当时魄力强劲，但持久动力不足”的先天局限；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程序正当化改革举措本来就无力对抗更为微观的权力机制，具体而言，其一，监狱内部针对罪犯改造表现和技术发明创造的认定标准即使再细化，也仍然无法完全避免监狱执法者和司法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尚且不说这种机械的规则主义是否一定合乎法治，是否一定适宜实践。其二，公开化、透明化以及同步监督等改革举措引人了司法权力的制衡因素，似乎很值得期待，但却仍然敌不过基层实践中各政法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和人际互动。

然而，最终的问题是：到底出路何在呢？如何避免“能人”因当事人能力上的相对优势而在程序上获得实质好处呢？如何破除“动辄寻求运动式治理”的思维定势呢？又是否存在一种既能配合程序正当化改革方案，又不破坏或抵消程序正当化改革举措的新进路呢？笔者认为，可能的进路有二：其一，资源配给进路；其二，技术监测进路。

所谓资源配给进路，主要是针对“能人”所具有的资源动员优势进行相对应的抵消与平衡。例如，Marc Galanter在论述美国司法制度中“一次诉讼参与者”（one-shotters）和“多次诉讼参与者”（repeat-players）时，一方面指出“一次诉讼参与者”主要是一些个体公民，他们在汲取法律知识、获取律师帮助、利用诉讼规则、调集社会资源等方面与“多次诉讼参与者”相比存在诸多劣势，后者主要是一些经常需要应对诉讼的大公司或企业；另一方面，指出为了避免上述实质不公平现象，应采取增加必要供给和消除额外优势的改革方案。增加必要供给，主要包括针对个体公民的政府法律援助，等等；消除额外优势，主要包括课予大公司或企业更大的证明负担，等等。总体上，无论是增加必要供给，还是消除额外优势，都是一种资源配给型的改革进路。然而，这种进路在我国减刑程序改革问题上似乎并不可行。因为非三类罪犯所表现出来的所谓劣势，仅仅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劣势，即三类罪犯取得了不应有的优势，从而导致非三类罪犯变得劣势。换言之，非三类罪犯本身的减刑操作也许并不存在任何问题。此外，即使假定非三类罪犯存在应该救济的劣势，以下可能的方案也往往并不合理或不可行。具体而言，增加必要供给可能会涉及两种情况：一是在减刑程序中给予非三类罪犯更多的法律帮助；二是在减刑程序以外给予非三类罪犯在罚金刑、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方面的减免。第一种情况属于广义上的程序正当化改革举措，命运和所遇到的潜在困境也类同，而第二种情况根本不存在合理依据，同时也不公平，甚至显得有些荒谬。

为此，笔者可能更倾向于后一种进路：技术监测进路。所谓技术监测进路，主要是指采取一些微观的监测手法来发现实务操作中的一些“离群值”——个别司法人员因寻租、滥用裁量权、经验不足等原因，而导致对服刑人员的减刑裁定显著偏离以往整个组织的常规减刑操作。本文当中所采取的减刑系数，就是一种技术监测方法，它至少具有以下两重制度功效：第一，可以有效预警减刑操作中的“离群”操作，避免减刑程序的局部失灵。举例而言，若某一类或某几类罪犯的减刑系数高于其他类别罪犯的减刑系数，则该类或该几类罪犯的减刑操作就值得警惕，这样可以监测特定罪犯（如“能人”）的减刑是否更容易；若某一次或几次减刑操作的系数明显较高，则可以监测该特定操作的减刑是否有疑问；若某一个或几个减刑操作人员的减刑系数更高，则可以监测特定人员的减刑操作是否有疑问；若某个减刑实务机关的减刑（申请、裁定、监督）中减刑系数偏离常规值，则可以监测该特定机关的减刑操作是否有疑问。第二，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减刑程序的整体失灵。也许，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某一机关的所有减刑操作都存在问题；另一种情况甚至是某几个减刑实务机关的减刑决策都存在问题，但同样不存在“离群值”。这两种“整体失灵”的情况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同时也符合特定时期民众对监狱、司法的不信任评估。但是，这两种情况通过减刑系数的监测也一定程度上能避免，因为法外因素在搞定减刑实务机关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差异；不同减刑实务人员（机关）的被搞定难度，也必然存在差异；不同时期各减刑实务机关内部的管理程度不同，也会造成操作上的差异。毕竟，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任何人都无法做到：操控减刑系数而不留下人为痕迹。

这样的技术监测进路是符合经验主义法理学基础的：一是常规司法理性是积薪式的渐进产物。在裁量权行使是否合理、是否公平的问题上，我们无法确定地回答什么是最理性的司法实务操作，但是，我们的确可以监测出哪些个别、个体或个类操作偏离了常规司法理性或者一般实务经验。技术是硬邦邦的，否则，就会存在“偏离值”，也能展示出“偏离值”，除非每个司法机关都不去采纳这种技术方法，除非是虽然每个司法机关都采纳但却对“偏离值”视而不见或数据造假。二是偏离常规司法理性的操作需要认真对待。“偏离值”并不一定就是“错误值”，同样地，常规司法理性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正确。认真对待，不是一味纠错，而是指需要进一步发现该具体减刑操作的细节和理念，因此，偏离常规司法理性的减刑操作并不意味着必然被认定为“假”或“错”。一方面，需要结合该技术监测，来审查减刑操作中是否存在法外因素（如不合法的寻租现象）介入，是否有实体疏漏或程序瑕疵存在，是否有司法潜见或社会偏见在起作用。如果是因法外因素介人而导致偏离，应启动追责机制；如果是因实体疏漏或程序瑕疵而导致偏离，应启动纠错机制；如果是因为司法潜见或社会偏见而导致偏离，则应启动旨在减少潜见或偏见的培训机制。而另一方面，这一反常规操作也许正孕育着新的司法理念或技术方法，可能恰恰是衍生新趋势的“拐点”。正如在普通法系的法制发展史中，司法裁判中的“反对意见是历史长河中生命力的体现（罗斯科·庞德语）”。在减刑实践中，该“偏离值”可能是因为减刑操作者针对常规做法提出了新型的关于罪犯改造表现的指标体系；又如，该“偏离值”可能是因为减刑操作者在综合减刑各种因素或平衡不同罪名、罪犯群体、男女减刑人员等影响因素时，提出另一种全新的看法，甚至司法哲学。那么，这些理念方法或操作技术就非常值得尊重，甚至鼓励，因为它们在当时可能处于少数、被视为“偏离值”，但日后却有可能成为多数见解、常规理性甚至未来修法的依据。